不平等卷土重来
经历过大压缩时期的最后一代人也即将全部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二战”中服役的95%的美国人都已经离世，那些还活着的人大多数已经90多岁了。与人的死亡一样，大的矫正作用也不复存在。在发达国家，始于1914年的不平等程度的巨幅下降已经走到了尽头。以10年算一代人的话，大约在一代人之间，所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增加了。对此，我们有可靠的数据（见表15.1和图15.1）。 [1]
表15.1 1980—201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顶层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
（续表）
（续表）
（续表）
m=市场收入，d=可支配收入，cg=含资本收益
a 1945年为6.4。
b 见本章注释3。
c 1980年以前的数据缺失。
d 1979—1981年。
e 不包括南非的情况。包括南非的情况：6.9（1980年），7.9（1990年），10.3（2010年），6.2（最小值，1983年）。括号内的结果基于不确定的数据。
f 中位数和众数。
图15.1 20个OECD成员1%的顶层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1980—2013年
在一个由26个国家所构成的样本中，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在1980—2010年增长50%，同时，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上升了6.5个百分点——只有通过一个几乎是全面的再分配转移支付才能部分地消除这种结果。从统计指标看，198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士的不平等下降的趋势在这一年逆转了，这也代表了整个样本的信息。盎格鲁–撒克逊人引领了这个趋势，它们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英国的不平等水平在1973年开始上升，美国则在1973年或1976年，爱尔兰在1977年，加拿大在1978年，澳大利亚在1981年。美国人的工资离散度在197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扩大。其他的测量结果也确认了这一事实。等值可支配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和高收入者相对低收入者的收入份额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普遍提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OECD成员中，获得中间收入的人口比例相对于那些获得高收入或低收入的人口比例来说都下降了。 [2]
更仔细地看，这个趋势几乎完全不存在哪怕是部分的例外。由于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统计了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的数据，因此，我在表15.1中使用了单一基准年的处理方法，这一方法使得西班牙和新西兰的不平等水平看起来好像有轻微的下降，法国保持不变。如果我们改用5年移动平均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0年左右以来，在这一组国家和地区中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高收入者收入份额都至少有轻微的上升。用同样的方法来追踪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水平除澳大利亚、爱尔兰和瑞士之外都上升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平等水平无一例外地都上升了。绝大多数情形下，收入集中变得更加明显：在21个公布了最高收入份额的国家和地区中，11个国家和地区收入最高的1%群体获得的收入在1980—2010年间上升了至少50%，有的上升了100%以上。 [3]
在2012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甚至创造了几项纪录：在这一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无论是否含有资本收益）和最富有的0.01%的家庭所拥有的私人财富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192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所报告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很有可能低估了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因为它们是从难以获取最富有家庭信息的调查结果中推导出来的。就美国而言，各种调整都将带来基尼系数的显著上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会如此。因此，在1970—2010年间，官方的市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从0.4上升到0.48，而实际可能是，197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0.45左右，到2010年则高达0.52~0.58。也就是说，即使最保守的修正结果也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指数从1970年的0.41上升到2010年的0.52，上升比例超过了25%。再分配只是非常轻微地缓和了这个趋势：1979—2011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年收入增长率平均为3.82%，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后，这一比例为4.05%，那些收入最低的20%群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年收入增长率平均为0.46%，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年收入增长率则是1.23%。 [4]
这个趋势绝不仅仅局限于表15.1所考察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正如我在第7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形式上或实质性的后共产主义社会，都经历了物质不平等水平的大幅提升。这种发展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涨了不止一倍，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相应的财富集中度系数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的基尼系数甚至更低，只有0.27。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印度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44~0.45上升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0.51，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9年间翻了一番。巴基斯坦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1970年前后0.3的低水平上升到2010年的0.55。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分辨出一个连贯的长期趋势。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它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收入集中化运动中恢复过来，但它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依然比1980年前后的水平要高。在第13章，我曾记录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复杂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状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世界各地收入最高的20%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都扩大了。 [5]
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化的情形。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产出未能超过苏联时期水平的俄罗斯，榨取率提高了一倍。更普遍的现象是，由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欧、东欧以及中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只不过东亚是受到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2002年前后的拉丁美洲，则是受宏观经济危机和结构转型的驱动。这些国家以外的西方富裕国家的类似变化被归咎于其他一整套原因。 [6]
除了拉丁美洲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经历了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时期及其带来的温和的平等化的余波。直接参与世界大战的国家现在占全球名义GDP的3/4以上，当我们将欧洲的旁观者和受到重大影响的前殖民地纳入考虑时，这一比例增长到4/5以上。因此，最近的不平等水平普遍上升或许最好被理解成对早期暴力冲击造成的低到异常水平的平等化（也许不可持续）的削弱。
市场和权力
我从对人类起源到20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演变的概述中开始了本书。从数千年的历史记录中进行抽样，我把资源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这种掠夺性行为是指那些强势者拥有的权力足够强大，以至他们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可能获得的财富——这是经济学家称其为“租金”的东西。这些机制至今仍然活跃。从本质上看，当前关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的争论，往往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即通过供给和需求运作的市场力量与制度和权力关系，两者哪个更重要。虽然极少有严肃的观察者否认所有这些都是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日益增加的显著原因，但具体细节仍然被激烈争论。近年来，当供求范式的支持者一直在设计强调技术、技能和有效市场中心地位的更加复杂的模型时，制度和基于权力的解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7]
许多观察者将不断加深的贫富差距归因于高等教育的高回报率，特别是在美国。1981—2005年，高中毕业生和继续接受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从48%上升到97%，翻了一番。这种发展远不止是收益的不平衡：1980—2012年，男子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0%~56%，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收益最大，而高中毕业生的收益减少了11%，高中辍学的人的收益则减少了22%。1980年左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大约2/3的工资离散度增大归因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所得到的扩大的溢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工时占所有工时的比例迅速提高，这一提高从1982年开始放缓，由于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超过技术工人的供给，工资溢价上升了。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自动化代替原来通常的人力劳动，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生产，对正规教育、专业技术和认知能力的需求普遍提高。这导致了低收入、手工密集型职业和高收入、抽象密集型职业的两极化，因为中级职位被取代了，因而收入分配的中间层变空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去平等化后果。 [8]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被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案。2004—2012年间，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供应量再次上升，同时工资溢价保持平稳（维持在高水平）。除英国之外，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几个东亚国家的技能溢价保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受教育工人的供给水平有关。事实上，各国的教育回报率差异很大：美国的教育回报率高达瑞典的两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更高的教育溢价与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关。 [9]
即便如此，批评家也指出了这种解决方案的各种局限。高收入职业和低收入职业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证据支持，技术变革和自动化不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比率的变化。相反，职业内部而非职业之间的收入变化似乎是不平等的关键驱动力。此外，最高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很难用教育来解释，我后面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复杂的是，美国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不匹配情况日益增加，因为工人所受的教育越来越超过他们的工作需要，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日益增大的工资离散度。 [10]
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长期以来，其消长都与不平等的波动有关：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第一波浪潮，与正在上升或保持稳定（并且处于高水平）的不平等状况相吻合——不仅在西方，在拉丁美洲和日本也是如此，不平等在1914—20世纪40年代由战争和大萧条引起的全球化中断期间得以下降。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趋势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同时发生的放松管制显著提高了不平等程度。尽管全球化通常有利于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却不成比例地从中获益。这种失衡有几个原因。根据一项估计，印度市场改革和苏联集团的垮台，使得全球经济体中的工人数量翻了一番——资本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并且全球劳动力中的技术工人大比例下降，从而扩大了富裕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程度。以国外直接投资形式出现的金融全球化给技能溢价增加了压力，也可能对资本回报产生了压力，并在较高收入区间的人之间引起了不平等状况。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在成品贸易上的竞争似乎对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影响不大。贸易全球化的平等化效果与资本全球流动的非平等化效果相互竞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产生了种种中和效应，从而降低了总体效应。 [11]
全球化也能影响政策决策。白热化的竞争、金融自由化和消除资本流动障碍，都可能会鼓励财政改革和放松经济管制。因此，全球化将税收从对企业和个人课税转移到课征支出税，这趋于增加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即便如此，至少在这一点上，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竞争在理论上只会限制某些类型的再分配政策，实际上没有普遍地减少福利支出。 [12]
在富国，人口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移民对美国的不平等影响不大，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带来了平等化的结果。相反，门当户对的婚配——更具体地说，婚姻伴侣双方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似性扩大了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被认为在1967—2005年间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水平总体提高25%~30%，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 [13]
制度变迁是另一个罪魁祸首。工会会员率的不断下降和最低工资的下降一直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再分配与工会密度和集体工资谈判正相关。劳动和就业保护组织越强大，越会降低技能回报率。一般来说，工会成员倾向于通过制度化的公平准则来压制工资不平等。相反地，反工会化和实际最低工资的向下压力明显导致收入分配的偏化：1973—2007年间，美国男性私人工会会员率从34%下降到8%，女性私人工会会员率从16%下降到6%，同时每小时工资不平等程度提高了40%以上，占这一时期总体不平等现象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其规模类似于技能溢价的上涨。相比之下，最低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与此同时，欧洲大陆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限制不平等上升方面更加有效。 [14]
正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助于确定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一样，财政机构在确定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二战”期间和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收入的边际税率飙升至历史新高。在收入不平等开始复苏时，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对18个OECD成员的一项调查发现，除两个成员外，其他成员的最高边际税率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与税收负担高度相关：即使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那些经历了大幅减税的国家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也大幅增加。财产税的规模也趋向于同样的方向：尽管巨额遗产税阻碍了战后时期的巨额财富重建，但随后的减税措施促进了新的财富积累。在美国，更低的资本所得税已经提高了资本收入占总体税后收入的份额，伴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减税，资本收益和股息的相对权重也大幅上涨。1980—2013年间，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的平均所得税率从42%下降到27%，平均财富税率也从54%下降到40%。税收累进度的减少解释了最近美国财富离散度的近一半的增长，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多数OECD成员的再分配规模增加了，但税收和转移支付没有跟上日益增长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步伐，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再分配已经成为一种不那么有效的平等化手段。 [15]
由于税收、商业管制、移民法以及各种劳动力市场制度都是由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所以上述不平等的一些原因牢固地根植于政治领域。我已经提到过，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可能会影响国家级的立法成果。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在美国，两大党派都转向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尽管对记名投票的分析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右翼程度要比民主党的左翼程度大，但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金融放松管制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地关注性别、种族和性认同等文化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国会政治的两极分化在20世纪40年代触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1913—2008年间，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的变化与两极分化的程度密切相关，但大约滞后10年：后者的变化先于前者，但二者一般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先下降，然后上升。与美国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部门相比，金融部门的工资和教育水平也是如此，这一指数同样滞后于党派两极分化。因此，一般来说，精英收入，特别是金融部门的精英收入，对立法凝聚力的程度高度敏感，并受益于日益恶化的政治僵局。
此外，富裕家庭更加愿意参与选举。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太富裕的选民投票率通常都很低，这已经被大量非公民低收入工人群体的大规模移民放大。在2008年和2010年的选举中，选民参与和收入密切相关，其特点是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呈现出线性增长：2010年，最贫困的家庭中只有1/4投了票，而那些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中，半数以上都投了票。在税收、监管和社会福利方面，美国的1%群体与总人口相比在政治上更加积极或更加保守，在收入等级最高的群体中这种扭曲表现得更加强烈。最后，尽管分项捐款数量大幅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竞选捐款越来越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顶层的0.01%群体捐献的竞选资金占总捐献竞选资金的10%~15%，到2012年占到总数的40%以上。因此，候选人和各党派越来越依赖非常富有的捐献者，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可观察到的倾向——立法者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高收入选民偏好的政策。 [16]
所有这一切充分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权力关系的转变一直在补充并加剧由技术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非平等化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最顶层群体的变化对体制和政治因素尤为敏感，有时还会带来戏剧性的后果。在美国，1979—2007年间市场收入增长的60%被1%的顶层群体吸收，而总增长中仅有9%的收入落入90%的底层人手中。同样，精英集团占有税后收入总增长的38%，而80%的底层人群仅占有31%。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顶层0.01%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份额翻了一番。收入差距一直集中在较高的收入等级：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第9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对第50百分位的收入的比率一直在增长，第5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对第1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的比率（中间层对底层的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相当平稳。换句话说，高收入者从其他人那里拿走金钱。这种趋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十分典型，在大多数其他OECD成员中则弱得多，甚至不存在。即便如此，从长期来看，总体收入不平等对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敏感可以说是普遍规律：在一些国家中，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顶层1%群体之下的那9%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约为20%~25%），而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一直在变化。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较高的财富份额中。所有这些都表明，最大收入的相对规模是总体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值得特别注意。 [17]
为什么收入最高的人会得到远超其他人的收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解释。一些解释侧重于经济因素，如更高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特定管理技能的需求增加，擅长操控公司董事会的经理对租金的提取以及与资本收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另一些解释强调政治原因，如偏向保守政策的党派统治和政治影响，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降低税率，或强调社会进程的作用，如采用标杆管理，用偏高的标准或以野心勃勃的人为榜样来设定上层工资，以及社会规范和公平概念的变化。尽管制度上的原因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强调供求的解释被证明很有道理。用市值表示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使管理能力上的细微差别变得非常显著：因此有人声称，1980—2003年间，大公司股票市值的6倍增长可以充分解释美国CEO（首席执行官）薪酬的同期的6倍增长。在“赢者通吃”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本身有望为最顶层提高薪酬。
然而，企业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长期成立，即使在最近几十年，最高收入层的收入不成比例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公司管理层和其他“巨星”的：在美国，高层管理人员、明星艺人和运动员精英只占最高收入人群的1/4。对相对较小的CEO群体来说，压力管理是个合理的解释，很难说清其他职位更大的加薪力度。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变革的效应和一些企业日益扩大的全球规模效应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绩效最高者的相对生产力提高，这与他们收入份额不断膨胀的情况相一致。 [18]
然而批评家有力地争辩说，“强烈影响财富的因素与经济生产率联系很少甚至没有关联”。在金融部门，薪酬水平与放松管制密切相关，但高于仅由可观察因素所能解释的水平。尽管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金融工作者与其他部门工作者一样得到了考虑教育因素调整后的工资，但到2006年，他们享有50%的工资溢价，高管的收入溢价则高达250%或300%。这种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的这种不成比例的收益意味着他们在拿走租金，即超过使竞争市场运行所需收入的部分。以2012年的美元标准计算，1978—2012年间美国CEO的薪酬上涨了876%，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和道琼斯指数的344%和389%的涨幅。20世纪90年代，美国CEO的薪酬与最高的收入和工资相比也急剧增长。
与需求有关的教育供给无法解释这些发展，也无法解释同一教育群体内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在一些最有利可图的就业和商业活动领域，社交技能比正规教育更加重要，高层管理者的价值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其所处的关系网来衡量，这种由消费者、供给者和管理者构筑的不可转让的关系网正是企业需要获得并控制的。连锁反应也值得关注：尽管高管薪酬的飙升和经济的“金融化”只对近期最高收入增长的一小部分负有直接责任，它们对法律和医药等其他行业的影响却扩大了它的不平等效应。此外，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已经受益于OECD成员边际最高税率的削减，给予优质工人优惠待遇的做法也超越私人行业进入公共领域。尽管大量财富的创造往往归功于政治影响力和掠夺性行为，权力关系在一些西方社会中更加重要。
最后是资本。因为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它在富裕家庭中的集中度总是高于收入在富裕家庭中的集中度，所以，资本收入的相对重要性或财富集中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资本卷土重来是皮凯蒂近期工作的一个中心主题。这一趋势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国家财富与国民收入之比的复苏中，而二者的比例曾在大压缩时期急剧下降。从那时起，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财富的相对规模都大幅增加。类似的趋势也提高了私人财富与国家收入以及私人资本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这种发展对不平等状况的整体影响仍然具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大部分的这种增长反映了私人住房价值的上涨，并且住房对资本存量贡献的计算方式的调整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个主要经济体资本与收入比保持稳定而非上涨。尽管在此期间，一些OECD成员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上升，但在20世纪70年代—21世纪早期的这段时期内，最高收入阶层的资本收入与工资收入的相对权重并没有以一致的方式发生改变。 [19]
财富的不平等状况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挪威、瑞典和英国的最富有的1%家庭的私人财富占有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荷兰的下降了；芬兰的有所上升，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幅上升。美国财富集中的速度甚至比美国收入集中的速度还要快。这一过程在极其富有的人中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2012年间，1%最富有人口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所占的份额上升了几乎1倍，但在最富有的0.01%人中上升了3倍，最富有的0.01%家庭中上升了至少5倍。这对资本收入的分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群体的所有应税资本收入占全国总量的份额从1/3增至2/3，几乎增加了一倍。2012年，这群人索取了3/4的股利和应税利息。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是，这群人中收入最高的0.01%家庭获得的利息份额从1997年的2.1%增长到2012年的27.3%，增长了12倍。 [20]
这些变化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2001—2010年间，资产净值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81上升到0.85，金融资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85上升到0.87。尽管工资分配和资本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收入最高的那1%的工资收入的相对重要性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所得对于高收入者变得更加重要，较低的税收增加了它对税后收入的贡献，更大一部分的精英现在也完全依赖于投资收入。1991—2006年间，资本收益和股息的变化对税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至关重要。 [21]
尽管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尤为突出，日益增长的财富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现象。在1987—2013年间，超级富豪（一个人数极少的群体，是由世界上每2000万富人中最富有的1人或者是地球上每1亿人中最富有的1人构成的群体）的财富平均每年增长6%，而全球成年人的平均增长水平为2%。此外，据估计，目前世界上8%的家庭金融财富都是存放在境外避税天堂，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未被记录。考虑到富人一定会不成比例地使用这种做法，并且美国人的资产中估计的海外持有比例（4%）远低于欧洲的（10%），因此，表面上更加平均的欧洲国家的财富集中度可能比税收记录显示的高得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在海外持有的资产份额可能更大，以俄罗斯为例，可能多达国民私人财富的一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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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在世界范围内的卷土重来与本书最前面的几章所叙述的不平等状况几乎无缝对接了。这部分所考察的许多变量都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作为提高不平等的强大驱动力，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上，这种秩序在19世纪由大英帝国所推动的第一次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出现，后来又在美国的实际霸权下重新被确立，由于“冷战”结束而进一步加强。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诸如工会化、政府干预私人部门工资的制定以及高度累进的收入和财富税等关键的平等化机制开始崭露头角，“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充分就业也是如此。在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期间，政治的两极分化现象迅速减弱。虽然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起反向平衡作用的教育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归根结底，过去几十年里，不平等的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反映了自大压缩以来国家关系和全球安全的演变：在暴力冲击破坏了全球交换网络，促进了社会团结和政治凝聚力，维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对它们的削弱已经开始侵蚀抑制收入差距和财富集中的这些机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