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难逃一死”：新大陆的瘟疫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
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在中世纪末期，在商业联系和随后产生的军事联系的推动下，旧大陆那些在过去独立发病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了，导致许多致命疾病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环境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瘟疫，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旧大陆所经历过的那些灾难。探索和征服开辟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横跨大西洋的联系导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传入美洲。尽管新大陆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了梅毒，但欧洲病原体对美洲的损害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方面也更具灾难性。?[1]??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1508年的6万人，1510年的3.3万人，1519年的1.8万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他们的日期。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了恐怖新时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过接触传播且缺乏救治措施，从未感染过这些病毒的群体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击。阿兹特克观察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的脸上、乳房和肚子上都长满了疮，我们从头到脚都感到痛苦。这种病太可怕了，没有人可以走路或移动。病人非常无助，只能像尸体一样躺在床上，无法移动四肢甚至头部，不能趴着躺，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们稍微移动身体，就会痛苦地尖叫起来。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2]??
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年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1545—1548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1576—1591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
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有关人口损失的规模，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学者的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新大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人口数量的可靠信息，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认为：与黑死病有关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视为新大陆的最低死亡水平。对墨西哥来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更高水平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3]??
长期以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缩减是否压缩了资源不平等，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多级统治被类似的西班牙多级统治取代，财富的演变必然也会受到国家权力变化的影响，需要可靠的数据才能确定人口变化是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杰弗里·威廉森大胆尝试勾勒出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没有细节的历史”，他观察到标准的马尔萨斯逻辑所预测的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实际工资上升发生在16世纪，但他无法引证支持这种猜想的证据。2014年，一项有关拉丁美洲的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随后三个世纪的收入的开创性研究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图11.1显示了墨西哥城地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下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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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在墨西哥中部，实际工资用大量的消费篮子表示，1520—1820年（10年移动平均值）
这条倒U形曲线可以用马尔萨斯主义中关于人口下降和随后的复苏对工资的影响来解释，但是，在16世纪的瘟疫死亡率特别高的时期，工资没有上涨，这确实需要解释。答案可能在于西班牙人依赖强制劳动确保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得到劳动力保障，这种做法根植于前哥伦布时期的强制劳动制度。因此，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抑制工资谈判。这种解释与西班牙在墨西哥统治初期所实施的高压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大授地制”（一种允许美洲征服者从土著居民那里获取劳动和贡品并据为己有的制度）是征服美洲的第一代精英获得薪酬的标准形式。这种制度在1601年被废除（采矿业除外），而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17世纪30年代。但此前，适用这种制度的领地总数量已经从1550年的537个下降到1560年的126个。
起初工资所受到的严格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放松。16世纪的墨西哥，总督决定工资，高压政策无处不在。从17世纪早期开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使得实际工资得以提高。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1590年，工人工资仍然维持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但到1700年，其实际工资水平并不比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低多少。如果观察到的16世纪的工资水平滞后是由国家干预造成的，随后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就使劳动力的稀缺性反映在实际的劳动报酬水平上。与西方黑死病影响不大时的欧洲劳工法不同，在墨西哥，根深蒂固的强制劳动模式赋予了政府更大的干预权力。工人获得额外好处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到1810年，工人工资又回到了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5]??
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实际工资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巨大的规模，工资水平增长了4倍，而黑死病后的西欧城市的工资水平仅仅增加一倍。这与墨西哥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可能意味着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后来的实际收入下降与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类似——尽管前者同样比后者下降得更多，且确实很难仅用人口恢复一个因素来解释。尽管这些变化的观测范围可能会使人们对记录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总体情况似乎是很清楚的。几代工人从劳动力短缺中受益，由于劳动力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市场机构无法阻止薪酬水平的调整。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又回到了原先的糟糕状态，工人的议价能力下降。
一般情况下，生活标准和身高等福利指标与可观察到的实际工资的上涨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然而，正如在前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来确定这些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却对总体收入没有某种矫正效果，但现在，我们也只有这种基本的直觉。尽管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但公平地说，新大陆的数据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与由瘟疫驱动的矫正逻辑以及几个世纪前欧洲发生瘟疫后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尽管西班牙的征服者会以为他们的位置是之前阿兹特克统治阶级的位置，从而保留了财富集中在社会顶端的格局，但哪怕仅仅是部分工人实际收入的大幅增加也会降低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即使它只是暂时的。17世纪的墨西哥很可能与15世纪的西欧一样，具有这一相同的特征。?[6]??
“死的人比活人多”：查士丁尼瘟疫
为了进一步研究由流行病引起矫正效应的例子，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14世纪的黑死病并不是旧大陆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这次瘟疫发生的800年前，同样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肆虐，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传到附近的加沙地带，9月传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市。次年3月1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声称“死亡事件已经遍及所有地方”，尽管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个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
现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其中大约有3个月毒性最大。一开始的时候，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数都达到5000人，甚至超过了1万人，或者更多。起初，每个人都参与埋葬自己的家人，这时，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强行把死去的家属扔进别人的坟墓里，但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了，甚至一点秩序都没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满后，他们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尽其所能一个个分开放进去。但后来挖坑的人无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们登上锡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楼，掀开其屋顶，然后把尸体乱扔在里面。所有尸体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样、杂乱无章，然后他们再用屋顶将尸体盖住，几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满了这样的尸体。
就像8个世纪后的情况一样，这场疫情被证明无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叙利亚肆虐，北非的疫情则发生在同年晚些时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则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袭。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项现代统计表明，在541—750年间，出现多达18次疫情暴发，其中有东边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北边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的也门，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所围成的所有地区。?[7]??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8]??
报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来不可靠。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发的疫情，导致每天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使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类似极端的说法有时也会在同一地点或其他地方出现。不容怀疑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压倒性印象，观察家不过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数字。考虑到这种疾病与中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我们可能会怀疑，整体的人口流失也许很相似，可能是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必然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级教会官员约翰对处理瘟疫受害者尸体所得的利润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颇有微词。在瘟疫首次出现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谴责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的这些要求：
我们已经确定，尽管受到了上帝——我们的主的惩罚，从事贸易和追求文学的人们，以及工匠、农民和水手，都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在获取利益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求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和薪金的行为违反了我们古老的习俗。因此，看起来，我们通过这项帝国法令禁止所有人屈服于这种可怕的贪婪的做法是明智的。这是为了保证任何手艺人、商人、店主、农民都不得要求超过古代习俗规定水平的薪金或工资。我们还规定，从事建筑物、可耕种土地和其他财产测量的人不得超过合理收费标准，而应该遵循在这方面已确立的惯例。我们要求那些掌管工程和购买原料的人遵守这些规定。我们不允许他们支付比日常惯例更多的金额。在此通知他们，任何要求超过这一规定收入标准的人，以及被认为已经接受或给予超过允许金额的人，将被强令支付三倍于那个数量的金额给国家财政。?[9]??
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工资增长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正如经济学家所猜测的那样，尽管经验证据仅限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献证据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埃及实际工资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但这些证据并不连续：在最初的第一个千年里，文献中只有农村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在中世纪，则只有城市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进行同等比较，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足以形成关于埃及情况的一个整体叙事。在农村，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天的工资相当于3.5~5升小麦，正好处于前现代社会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资标准。相比之下，超过10升小麦的工资，出现在6世纪晚期以及7世纪和8世纪（见图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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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公元前3—公元15世纪埃及无技能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每日小麦工资（小麦以公斤为单位）
查士丁尼瘟疫之后，这种没有技能的农村工人报酬的激增源自一种纸上记载的证据。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的几份记录中，当瘟疫对人口减少的影响达到顶峰时，灌溉工人每天的现金工资相当于13.1~13.4升的小麦，大约是以前的三倍。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情形中，每天的现金工资和食品补贴总额超过了相当于7.7~10.9升的小麦，这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这些发现获得了显示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资每天高达相当于25升小麦的水平。通过观察，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从6世纪的前半期到后半期，也就是第一次瘟疫暴发前后，签订永久租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17%上升到39%，而签订一年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29%下降到9%。这表明，佃农很快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条款。这一现象，尤其是实际收入的激增，只能放在大规模人口死亡，各行各业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议价能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11]??
故事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小麦工资。如图11.2所示，可获得的数据始于公元8世纪早期的鼠疫末期，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实际工资一直在提高，持续到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在公元8世纪40年代埃及被最后证实存在鼠疫的一个世纪之后。那时的实际工资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工资水平，即每天工资大约相当于10升小麦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基本生存所需的三倍水平。在接下来的350年里，随着人口的恢复，开罗的小麦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降到了仅能维持最低生存需求的水平，直到14世纪末期黑死病出现才暂时恢复。来自巴格达的质量较低的数据也显示，在8—13世纪，实际收入也长期下降，尽管下降的规模较小。消费篮子的重建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消费篮子将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与一个基本范围内的消费品的价格联系起来。从这个重建也可以看出，鼠疫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收入是增加的，接着是下降，然后是黑死病期间的另一次复苏：尽管变化的范围小于单纯的小麦工资变化的范围，但总体的模式是一样的。?[12]??
如同中世纪晚期一样，查士丁尼瘟疫的反复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我们听说了10个在埃及的事件，覆盖从公元541—744年间断断续续的总持续时间为32年的瘟疫。也就是在这期间每6年多就发生1次瘟疫。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558—843年间，共经历了14次瘟疫，总持续时间为38年，也就是这期间每7.5年就有一次瘟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证实有更多疫情，但这些地区缺乏与收入相关的数据。谢夫凯特·帕慕克和玛雅·莎兹米勒追踪了公元8—11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由瘟疫带来的高薪环境。在他们看来，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对欧洲一些地区的偏好和消费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工薪中产阶级中，人们普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这只有在畜牧业扩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其他因素包括城市化、与之伴随的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对制成品需求的增长，也包括极少数精英人士之外的人对进口食品和服装的需求。?[13]??
然而，这些过程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我们的推测：在缺乏直接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真实工资的爆炸式增长确实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精英财富的减少。在这样一个无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无法再低的水平，而有记录的财产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环境中，理应出现一个更普遍的矫正手段。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瘟疫在一个资源严重不平等的时代来临。埃及的土地和税收清单对公元3—6世纪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记录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它们忽略了跨地区的财富和没有土地的人，因此可能极大地低估了土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所以，这些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实际财产集中程度的数据暗示着高度不平等：对于来自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样本，计算出的土地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623~0.815；对于农村土地所有者，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431~0.532。整个省或主要行政区重建土地所有权的结构表明，基尼系数为0.56只是对地主而言，而地主人数在理论上不超过总人口的1/3。我们假设，一个省只有一半居民是没有土地的工人或佃户（或者没有土地的人更少一些，但一些精英成员在其他省也拥有土地），土地的基尼系数将接近0.7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集中程度将与埃及1950年土地改革之前的高土地基尼系数类似，当时土地所有者的基尼系数是0.611，而全体人口的基尼系数是0.752。因此，在资产不平等问题上，由瘟疫驱动的矫正潜力相当大。?[14]??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埃及的收入不平等是完全不可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即便如此，考虑到从土地到劳动的转变以及传统财富精英的损失，所有这些发展在逻辑上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经济分化和城市化将同时创造出新的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最重要的是，与马穆鲁克时期不同，集体旷工压制了工人的讨价还价，私有土地占支配地位，与相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起，创造了一个使资产估值和工资对土地与劳动力比率的变化非常敏感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减少几乎不可能不削弱整体收入的不平等，就像土地价值的减少也倾向于减少财富不平等一样。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成了这次重建的最有力的因素，这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收入压缩的最好指标。这表明，国家试图遏制工资增长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就像他们在黑死病暴发后的西欧所做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在人口复苏的过程中，工资的上涨逐渐被侵蚀。第一次“黑死病”的暴力冲击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福利，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这种冲击力也逐渐消失。在这方面，两次瘟疫大流行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废墟和森林什么都没留下”：安东尼瘟疫
越是向更早的时期追溯，关于瘟疫的矫正效应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越加稀少。最好的一个案例是早期的安东尼瘟疫。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征伐中第一次遇到了这种瘟疫，第二年瘟疫蔓延到罗马，到公元168年，瘟疫几乎蔓延到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用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家阿米亚诺斯的话说就是“从波斯边界一直到莱茵河和高卢”。引起这种病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天花病毒（重型天花）。天花病毒是通过被人吸入空气所带的病毒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它引起皮肤发疹，进而变成脓疱，并伴有高烧。它还可能导致出血症。如果安东尼瘟疫确实是天花病毒侵袭了一个从未感染过该病毒的人群，那么，总人口的60%~80%会受到感染，20%~50%的感染者可能会死亡。根据这次瘟疫特征定制的传染病学模型可以估计，这次事件的人口总损失约为25%，这是我们迄今可能得到的最好估计。?[15]??
多亏保存了相关的纸草文件，埃及提供了关于这次瘟疫范围及后果的唯一详细信息。根据这些记录，从公元11世纪40—70年代初，卡拉尼斯的法尤姆村的纳税人数量下降了1/3~1/2。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小村庄，人口损失甚至更高，在公元160—170年间，这些地方的人口损失率高达70%~90%。虽然人口逃离可能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但逃离本身与瘟疫暴发也脱离不了关系，因为后者往往会引发前者。此外，死亡率数据给人们加强了大量死亡的印象：在索诺帕欧尼索村，仅在公元179年的1月和2月，当地244名登记在册的男性中就有78人死亡。?[16]??
我们用埃及中部几个地区的土地实物租金的数据进行考证。在所有有记录的地区，根据可获得的数据，在疫情暴发前与刚刚暴发的年份之间，土地年租金显著下降。在法尤姆，公元211—268年（已知19个案例）的土地租金的平均值和中值比公元100—165年（34个案例）的租金分别低62个和53个百分点。在俄克喜林库斯，公元205—262年（15个案例）的土地租金平均值和中值比公元103—165年（12个案例）分别下降了29个和25个百分点。类似的减少也可以从荷莫波里斯不太坚实的数据中看出。?[17]??
以现金表示的物价和工资的变化更难以追踪，因为疫情暴发后的总体价格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这很可能是这次瘟疫事件造成的混乱结果，包括硬币急剧贬值，其由与之同时发生并很可能有密切联系的财政支出猛增推动。这意味着只有对疫情前后的数据进行调整才能进行直接比较。调整后的比较结果表明，公元2世纪初—2世纪60年代和公元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发生了价值从土地财富到劳动力的一致的转移。两阶段间的文献缺口表明实际瘟疫暴发年份缺乏文件记载，这本身就是灾难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志。本次考察，所有的价值都用小麦价格来表示，将这两个时期的小麦价格都标准化为100，由于疫情过后小麦名义价格上涨125%，因此在瘟疫中价值上涨低于125%，瘟疫后的名义价值指数将低于100，反之亦然（见图11.3）。?[18]??
劳动契约中记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到接近1/5不等，这取决于雇用的持续时间。然而，完好的记录显示，也能代表劳动力的驴的实际价格上升了一半。相反，诸如油类等非必需食品，尤其是酒的价格相对于小麦的价格下跌了，使得工人能够买到更多的代表更高地位的商品。以油类和酒的价格来衡量的实际工资涨幅远高于用小麦工资衡量的涨幅。土地价值难以比较，因为随着时间变化，我们无法保持土地的质量不变：即便如此，粗略考察后也能看出，它与实际土地租金下降非常类似。这里最重要的是，尽管不同数据集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所有变量的变化都指向一个方向：人口损失后，劳动力获益，土地所有者遭受损失。这和马尔萨斯约束弱化模型一致。此外，小麦的价格（不像没有进口需求的本地酒和油）可以得到罗马帝国大规模小麦出口的支撑：若没有这种支撑，本地需求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小麦价格相对于工资或其他大宗货物的价格就可能下跌得更多。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而且模糊了实际价格变化的程度。按照土地价值的数据，实际价格的变化似乎要大得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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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公元100年—2世纪60年代和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实际价格与租金变化
以下案例简要说明了瘟疫发生后种植模式的变化。公元158年和159年，在瘟疫到来的前几年，法尤姆的一个村庄塞德尔菲亚大约有4000~4300英亩的土地种谷物，大约有350英亩的土地种植葡萄和果树。到公元216年，可耕地面积缩小到2500英亩，约占之前总耕地面积的60%，葡萄和果树的耕地面积已超过1000英亩，相当于以前种植面积的三倍。因此，尽管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土地种植总面积变少了，但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种植价值更高的作物。这与我们所看到的黑死病后的种植模式相似，只要是气候允许的地方，就能生产更多的酒，果树种植面积就会扩大，地中海种植更多甘蔗也是这个道理。随着人口数量下降，对基本主食的需求下降了，放弃边际土地提高了收益。更多的土地被用于高端产品，由此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可以被当作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强烈信号。?[20]??
考虑到缺乏来自埃及的类似证据，我们不能更加系统地记录这个过程，但它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运动是一致的。学者还发现了佃农和村民社会流动性增大的迹象，农民逃离土地，移民涌入城市，以及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与瘟疫后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以及城市变得繁荣的情况相一致，正如黑死病过后的情形一样。同样的，这里也没有直接的关于瘟疫对不平等影响的可量化的信息。考虑到普遍缺乏与前现代时期发生的瘟疫相关的信息，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前面讨论过的中世纪晚期以及现代早期的意大利保存那么好的数据的情况只是少数。一般来说，瘟疫的矫正效应需要从实际收入的上升和消费模式的改善中推断出来，本例中埃及对这两种情况都有记载。很可能在公元2世纪中叶，埃及就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其人口可能高达700万，堪比1870年左右的水平，而城市化率至少达到1/4，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过1/3。在罗马世界的其他地方，两个世纪的和平促进了人口的长期增长，也考验了农业经济的局限性。在这种环境下，瘟疫的矫正潜力是巨大的。至关重要的是，罗马的劳动力安排是由市场机制控制，地主天然维护自身的财产。这类似于黑死病时期的西欧，而与中世纪晚期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不同。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土地贬值，无法表现出更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21]??
“它难以促成任何好事”：饥荒作为一个矫正力量？
在总结我们把瘟疫作为一种矫正力量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并非完全不同的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因素：饥荒。如果大量人口因缺乏食物而死亡，这是否会如瘟疫所造成的结果那样改变幸存者的物质资源分布？答案并不确定，但不太可能是肯定的。首先，饥荒通常不会像大瘟疫那样致命。我们只能说，使死亡率连续两年达到基准死亡率两倍以上（这是定义“饥荒”的一个保守阈值）的饥荒本身十分罕见，更严重的饥荒事件更是极其罕见。单凭这个原因，饥荒控制人口规模的作用就相当有限。报告的饥荒死亡人数往往与证据的质量成反比：越不可靠的记录，其报告的人口损失越严重，这本身也说明问题。此外，饥荒死亡率的估算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需要把移民与瘟疫的影响分开，因为居民已经放弃了饱受折磨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伴随着饥荒。即使是如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受灾人口为1.08亿的特大饥荒事件，死亡人数也只是900万~1300万之间的某个数值，它意味着死亡率不会超过基准死亡率的三倍。我们不知道这场灾难是否会影响不平等程度，而在1770年和1943年的孟加拉国的饥荒中，情况也同样如此，后者发生在战时的压缩时期。?[22]??
这一观察引入了命题成立需要满足的另一个条件。尽管有记录的一些最严重的饥荒确实发生在大矫正时期，但并不意味着饥荒引起了矫正。比如，并不是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本身而是当时实施的强制集体化抑制了物质的不平等。中国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饥荒，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再分配以及随后的集体化高潮中，中国就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平等化。?[23]??
历史上有两次饥荒因其规模及重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潜力而值得密切关注。其一是1315—1318年的“大饥荒”，它的发生比黑死病早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在这几年里，欧洲西北部异常寒冷和潮湿的天气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同时伴随着导致大量牲畜死亡的家畜流行病蔓延。这种大规模的死亡前所未有。但这场灾难是否会像瘟疫一样导致价格和劳动力的变化呢？并没有。尽管工人的工资上涨了一点，但不管在城镇还是乡村，物价上涨得更快。由于产量下降抵消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地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比起那些常常为生存而挣扎的普通人，在风暴的冲击面前，他们的境况要好得多。?[24]??
尽管缺乏数据，但是仅有的信息并不支持存在显著矫正效应的结论。我此前用过的意大利财富分配的记录在时间上稍晚，数据的识别性太弱，无法揭示14世纪上半叶的变化。伦敦和佛罗伦萨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城市工资与物价的福利比率在1300年及1320—1340年间没有任何改善。英格兰农村实际工资数据也是如此。1300—1349年，英国的农村实际工资基本是稳定的，只有在黑死病出现之后，实际工资才持续上涨。从这方面来讲，这两场灾难的后果对比是惊人的。饥荒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矫正效应，这并不难理解：发生大规模死亡只限于几年之内，而且饥荒似乎比瘟疫第一次袭击温和许多。由于减员所造成的就业不足既不持久也不严重，加上受到已有的未正式就业的人口的缓冲，因此不足以预测各次饥荒所造成的经济影响。?[25]??
1845—1848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第二个候选案例。这是一种（植物）瘟疫，也是一次食物危机。由致病疫霉菌的传播引起的这次瘟疫导致1846—1848年的马铃薯作物几乎全部腐烂，而马铃薯当时已经成为爱尔兰人不可或缺的食物。多达100万的爱尔兰人失去了生命。再加上部分人移居外国以及出生率的下降，这一事件使得普查人口从1841年的820万减少到10年后的680万。农业劳动力数量迅速减少，从1845年的120万下降到1851年的90万。乍一看，这种人口萎缩与1347—1350年黑死病最初暴发时的人口萎缩相似，但由于这次冲击本身并没有足够的破坏力来引发持久的变化，一位当代英国观察家冷血地说，爱尔兰饥荒的死亡人数在改善整体生活条件方面“难以促成任何好事”。移民导致的人口变化结果和中世纪晚期反复出现的瘟疫引起的人口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不仅阻碍人口恢复，也使爱尔兰的人口萎缩：在1850—1914年间，400万人离开了这个岛屿，最终使得人口几乎只有19世纪40年代早期峰值的一半。然而，与瘟疫不同的是，迁移的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十几或二十岁出头。此外，另一个与瘟疫不同的情况是，马铃薯枯萎病导致产量降低从而损害了资本存量。这限制了饥荒在矫正不平等上的价值。?[26]??
在某种程度上，由饥荒和随后的移民以及生育率下降而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损失，产生了与大瘟疫相当的经济效益。与早先的趋势不同，饥荒过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都在稳步提升。工资较低的地区出现了更高的人口迁移率，这理应减少地区间的不平等。与此同时，最穷的人离开的可能性小于那些能负担得起旅途费用的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否伴随着资产或收入分配的更大平等。由于逃荒和驱逐，饥荒年代见证了面积最小的——小于1英亩的土地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过程扩大了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60年里，分配变化依然不大：大部分变化发生在底层，小块土地所占的份额又逐渐增加了。拥有1~15英亩土地的现象减少，但拥有更多土地的现象增加了，总体上呈倒退趋势。即使是像马铃薯饥荒及其引发的持续的人口外流那样强大的人口冲击，在矫正不平等的规模上似乎也比不上黑死病所达到的效果。在矫正不平等方面，瘟疫无疑是最有力的。?[27]??
“人们居住的整个世界变化了”：作为矫正机的瘟疫以及我们知识的局限
目前，我们对瘟疫在矫正不平等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是比较新的。尽管黑死病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其他人口灾难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直到最近才被研究。来自埃及和安东尼瘟疫及查士丁尼瘟疫相关的价格变化的证据，直到21世纪才开始被分析，对早期墨西哥的实际工资以及意大利北部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变化的研究，都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才开始出现。随着研究的增多，进一步证明材料出现的希望增加了，这些有待人们去收集并解释。关于黑死病时期及其余波的档案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我们还需要研究被证实和安东尼瘟疫、黑死病同时代的发生在中国的主要瘟疫的矫正效应。
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幸存的信息可能永远不足以揭示实际收入和不平等的问题。塞浦路斯大瘟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大规模的瘟疫在公元3世纪50—60年代肆虐于罗马帝国，其对人口统计学上的影响极富戏剧性。当时的观察家、帝国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城主教狄奥尼修斯写道，“这些持续的瘟疫……这些对人类的巨大毁灭”使得亚历山大市的人口大为减少，14~80岁的居民人数比瘟疫前40~70岁的居民人数少得多。这一数字据说来自公众玉米救济登记册，应该不是完全虚构的。言下之意，死亡的规模是惊人的：按照当时的典型寿命统计表测算，损失了超过60%的城市人口。人们无法得到当时实际工资的数据，更不用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数据了。即便如此，在公元3世纪50年代，埃及两个地区的农村工人的名义工资突然大幅上涨，可能反映了这场瘟疫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28]??
一旦进入前基督教时代，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更少了。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或许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减少导致实际工资上涨的最早证据。公元前6世纪70年代，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南部，建造巴比伦王宫的工人可以得到450~540升大麦的工资，或者每月约5舍客勒的银子，相当于日工资为12~14.4升小麦，类似于可买11.3~12升小麦的现金工资。小麦工资相对上涨可从以下数据证实，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的那波尼德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南部，小麦工资为每天9.6~14.4升，中间值为12升。所有这些值远高于每天3.5~6.5升这个看来是前现代时期正常值的核心范围，也高于公元前505年左右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工资，当时的工人仅得到相当于7.3升小麦或更少的工资。巴比伦后来的实际工资甚至更低，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低至4.8升。?[29]??
新巴比伦的这种暂时性的价格上升目前还未得到解释。一个乐观的观察者可能会设想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高度劳动分工以及货币化加快所驱动的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短暂繁荣，这些都被证实了。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亚述帝国的血腥崩溃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收益减少也可能解释它。后者在巴比伦最南部引起的人口损失堪比一场瘟疫，不能不成为这场灾难性冲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实际工资的快速下降似乎也很难从纯粹的人口复苏方面得到解释。
尽管我们的认识中存在如此多的空白，曾经主要甚至完全是由黑死病引发的矫正过程，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反复发生的现象。本章所提出的所有研究结果都趋于支持一个考虑了制度框架的马尔萨斯人口数量矫正论。这些矫正事件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人口的大量损失，在每一个主要案例中都有数千万人失去生命。矫正效果的短暂是另一个共同点，因为人口恢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抵消了这些好处。因此，瘟疫是一种既极其残酷又最终不可持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压缩机制。在这两个方面，它都可以与已经考察过的其他有效矫正进程（大规模动员战争的牺牲，改朝换代的残酷革命以及大规模国家崩溃的破坏）相提并论。所有这些事件都通过巨大的流血牺牲和人类苦难矫正了物质上的不平等。我们的矫正四骑士论现在已经完成了。
“上帝令至高者变得渺小”：30年战争中的奥格斯堡
通过对四骑士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严格分离历史上的主要矫正机器有助于使讨论结构化，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无法更清楚地了解过去实际生活中更加混乱的方面。通常情况下，两名或更多的“骑士”会作为不同的矫正机制形成合力，并相互作用。17世纪德国南部奥格斯堡市的经历为说明不同“骑士”的复合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主要影响因素是战争和瘟疫。?[30]??
作为欧洲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中复苏的一个引擎，奥格斯堡曾是现代早期德国南部的经济中心之一。它的人口从1500年的20000人增长到1600年的48000人，成为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随着财富的扩张和分配的日益不均，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加剧了资源不平等。这个城市对所有城市家庭定期评估、征收财富税，因而存在详细的记录，形成关于实际资产及其分配的一个相当准确的代理变量。我们需要考虑几个易混淆的变量。即使是那些被记录为没有应税财产的居民，也会拥有一些个人财产，这些财产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测度的不平等程度。与此同时，每个家庭的一般豁免额为第一个500基尔德的现金收入——在税率为0.5个百分点时，这等于豁免2.5基尔德税额，比1618年收入最高的前1/5以下的人的收入都多。珠宝和银器同样是免税的。所有这些税收优惠都对富人有利，且一定多于对未上税穷人的微薄财产免税额的补偿。总的来说，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似乎相当具有代表性。数据记录了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由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财富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的0.89（见图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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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奥格斯堡的财富不平等：纳税人的数量、平均纳税额以及纳税的基尼系数，1498—1702年
1618年经济阶层分层形势紧张：最富有的10%的家庭支付了91.9%的财富税，基尼系数达到0.933。即使是特权阶层内部也有很大的分层：最富有的1%的人，包括贵族和最富有的商人，几乎贡献了财富税总收入的一半。2/3的注册纺织工、建筑工人和89%的全日制劳动者根本不交任何税。在奥格斯堡社会的底层，我们发现大约有6000名贫困阶层，包括约1000名流浪乞丐、1700名主要依靠救济的人和3500名部分依靠救济生活的人。只有2%的群体是富裕的，1/3人口处于中等水平，2/3是穷人（至少一半的人处于维持生计、勉强糊口的边缘），没有迹象表明以经济增长为支撑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相反，我们观察到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就像在前一章中所考察的众多其他城市人口一样。?[32]??
这就是30年的战争开端时的情形，复杂而漫长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德国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灾难。大面积的房屋和资本被破坏，人口损失巨大。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瘟疫的复发并与之相随，促进了一种相对较新的疾病——伤寒的传播，这进一步提高了死亡率。在战争初期，奥格斯堡市并不是直接的目标，只是间接地受到了影响，最显著的影响是货币贬值。用劣质货币支付战争费用的办法引发17世纪20—30年代物价膨胀，最初只上升了一个数量级。更低层级的人似乎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影响，富有的商人通过购买那些陷入困境的中间阶级所拥有的房地产得到额外的利益。比较1625年和1618年的税收贡献，有更多的商人支付比以前更多的税收，他们的贡献增加了3/4，这是财富在这一群体最成功的成员中快速聚集的一个标志。作为“老贵”?[01]??代表的贵族中，赢家和输家各占一半。精明的商业资本所有者最善于利用与战争相关的货币动荡。穷人变得更穷，部分较为富裕的中等居民却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赢家包括金匠和旅店老板，这要归功于他们能直接接触到珍贵的金属和食物等稀有物品。?[33]??
然而，当瘟疫和战争袭击奥格斯堡时，所有这些好处很快就消失了。瘟疫带来了第一次大的打击，这是一波从阿姆斯特丹横扫德国和意大利的更大疫情的一部分。1627年10月，战争通过驻扎在城市中的士兵把瘟疫引入奥格斯堡。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瘟疫继续肆虐。1628年，每4万~5万的居民中就有约9000人失去生命。1625—1635年间，福利支出的空间分布和奥格斯堡人口缩减的分布十分匹配，这表明瘟疫不匀等地杀死了穷人。1632年和1633年，瘟疫的第二次暴发具有同样的效果。这种不平衡有助于强化这个城市整体的矫正效应。由此产生的混乱也降低了流动性。1629年，该市对债权人实施了一种估值折扣，以降低前几年贷款的高额利息。债权人如果提起诉讼，其处于裁定期间时将会被暂停支付任何利息或本金，因此债权人都对此望而却步。?[34]??
瑞典军队于1632年4月抵达。尽管如此，和平接管期间高昂的占领成本还是加重了当地天主教家庭以外的居民的负担。在这座城市里，大约驻扎了2000名士兵，还要支付修筑大规模防御工事的费用。政府引入了特别税，包括适度累进的人头税。城市面临破产，市政债券的利息也完全停止了支付。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受害者。在占领期间，死亡率再次飙升，这一次是因为1632年的瘟疫复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由天主教势力封锁造成的饥荒。?[35]??
1634年9月，瑞典在讷德林根战役中战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帝国军队几乎立刻就包围了奥格斯堡。这场围困持续了将近半年，直至1635年3月，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穷人遭受的损失最大：记录者雅各布·瓦格纳讲述了那些只能吃动物皮、猫、狗和人类尸体的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挖墓者报告说，有些尸体胸部和其他身体部位的肉不见了，一些市民啃着躺在街道上的死去的马的骨头。死尸和将死之人的恶臭笼罩着这座城市。与此同时，瑞典驻防部队对当地管理委员会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交出巨额的军税：第一次就征收了相当于一整年的税。只有富人才有希望能满足这样的要求。?[36]??
1635年3月，驻防部队接受了使其秘密离开的投降条件，但这些条件迫使该城市为帝国军队支付一大笔费用和赔款。在天主教家庭承担了此前税收的冲击之后，现在轮到有财产的新教徒来付出其所剩财产的一部分。同年进行的人口普查部分地揭示了形势。房地产的分配几乎没有变化，但房价已大幅下跌，因为租金下跌，待售房屋状况不佳，潜在的投机者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无法获得被低估的资产。4年后，雅各布·瓦格纳声称，房价已跌至占领前价格水平的1/3，工匠的工作坊也空了一半。该市的精英对这些负担报怨诸多。1636年，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纽伦堡面见哈布斯堡皇帝，他们声称奥格斯堡剩余的1600个新教徒家庭由于被迫花费大量的钱来支付军队驻扎和其他费用而变得极度贫困。1840年，在军队撤退一年之后，另一个公使馆证明，在过去的5年里，奥格斯堡的新教徒必须支付8倍的税，并且损失100万以上基尔德，如果这是真的，其损失将相当于该市年收入的许多倍。?[37]??
到1646年，受瘟疫和战争的累积影响的资产负债表不忍卒读。1616—1646年，奥格斯堡的人口下降了50%~60%，类似于其他受影响严重的城市，如慕尼黑、纽伦堡和美因茨。然而，其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阶层两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见表11.1）。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成比例地下降了：4/5的纺织工家庭消失了，不仅是因为死亡或移民，还因为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职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穷，这一损失，加上穷人之间的极度内耗，这些曾在城市居民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的居民死亡，导致贫困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使得不平等状况得到矫正。?[38]??
表11.1 1618年和1646年奥格斯堡按税级划分的住户比例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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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十字硬币；fl.：基尔德
城市的社会上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超级富豪家庭现在仅仅算得上富有，而那些仅仅是富有的家庭的数量减少了5/6。那些舒适或中等收入的家庭数量减少了一半，但占总人口（总量大大减少）的比例大致保持了稳定。即使在穷人和赤贫的比例下降的情况下，收入阶层中那些稍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在激增。整体的矫正效应是巨大的。
这些变化伴随着甚至比人口数量下降还要严重的应税财富的减少——大约下降了1/2~3/4。根据财富十分位数进行的税收收入分解显示，税收收入的急剧下降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10%的人的损失造成的。在1618年，最高十分位数的人贡献了91.9%的财富税，1646年这一比例是84.55%。从绝对数来看，这一群体的支出已从52732基尔德降至11650基尔德，占财富税收总下降额的94%以上。由贵族家庭所代表的“老贵”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平均税收贡献减少了近4/5。?[39]??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1646年，法国和瑞典军队对该市发动第二次包围，虽然失败了，却使年死亡率翻了一番。当年，由当地商人组织的一场纪念活动哀叹因战争、封锁和军队驻扎引起的进攻、掠夺以及新的或更高的关税而导致的商业衰退。总之，这些因素被认为减少了投资和信贷的机会，损害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1648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现了另一个被围困的风险，2400名士兵驻扎在这个城市，直到最后和平谈判结束才离开。?[40]??
这个幸存下来的城市不过仅有以前繁荣的影子。它的人口减少到不及战前的一半，它目睹成千上万的最贫穷的居民被瘟疫和饥饿折磨致死、拥有资本的精英被榨干。巨大的财富消失，较小的财富也减少很多。房地产失去价值，贷款变得一文不值，安全的投资机会减少：简而言之，资本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最后，严重的人口损失增加了对幸存劳动者的需求，改善了劳动阶级的状况，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摆脱了先前遭受的赤贫处境。到战争结束时，（被代理的）应税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从超过0.9降至约0.75，虽然仍然很高——甚至比黑死病后的水平要高得多，但没有像以前那样极端了。这种矫正效应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且在1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一直持续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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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经历了西欧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之一，其间又发生了继黑死病之后最严重的瘟疫，它的情况可能显得特别。然而，我们观察到的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矫正的推动力量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大规模的暴力和人类的苦难是剥夺富人财富和减少劳动人口从而使幸存者的状况明显好转起来所必需的。社会阶层的顶端和底部的不同形式的损耗，都汇聚在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上。正如我们在本书此部分及前三部分所看到的，相似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从铜器时代的希腊到“二战”中的日本，从黑死病蔓延中的英国到大西洋交换中挣扎的墨西哥。尽管这些案例跨越人类历史和几大洲的记录，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源不平等的大幅下降依赖于暴力灾难。这就提出了两个迫切的问题：没有其他方法来矫正不平等了吗？现在有吗？现在，是时候去探索比我们“四骑士”的血腥程度更低的替代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