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骑士：微生物、马尔萨斯和市场
至此，我们集中讨论了人对人的暴力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大规模的动员战争鼓励了群众的讨价还价同时榨取富人；血染的革命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以及作为贵族的那“1%”；整个国家的崩溃铲除了那些曾极尽其能事搜刮并藏匿一切可得剩余的富有精英。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又一个矫正手段——第四骑士传染病。与其他三个骑士不同的是，它涉及其他物种，从而无须诉诸暴力，尽管有些细菌和病毒对人类社会的攻击几乎比任何人为灾难更致命。
传染病如何减少不平等？它们以一种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在其1798年的《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一书中称为“现实性抑制”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马尔萨斯的思想根植于这样一个假设：长期来看，人口要比资源增长得更快。这反过来又阻止了人口进一步增长：通过“道德约束”抑制生育的“预防性抑制”——延迟婚姻和生育，以及提高死亡率的“现实性抑制”。用马尔萨斯自己的话来说，这些现实性抑制：
每一个……在任何程度上导致人类寿命的自然过程缩短的原因包括……一切有害身体的职业，过度的劳动以及季节变化的影响，极端贫困，糟糕的儿童养育，大城镇病，凡此种种，加上一连串的常见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灾害和饥荒。 [1]
在这个包罗一切的陈述中，这些“现实性抑制”手段，将人口压力的直接后果，与无须由人口因素引起（即使是人口因素也不会加重），完全外生于自然的传染病等事件联系起来。现代研究强调通过提高生产率应对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的重要性。这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有助于避免马尔萨斯陷阱。因此，最复杂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模型设想人口和生产在稀缺性压力和技术或制度进步之间的权衡中发展时会出现一种棘轮效应。此外，在过去150年中，人口转型被认为通过爆炸式的创新与不断增长的实际收入条件下的生育水平下降相结合，缓解了马尔萨斯约束。生育率下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于以前世代的特征。由于这个原因，马尔萨斯机制主要与我们对前现代社会的理解有关，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对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社会早期的英国而言，最好的可得证据充分表明，无论生活条件如何，致命性传染病的广泛传播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外源性因素，尽管它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流行病暴发，甚至如果流行病恰好在资源紧张的时期暴发，可能会加剧流行病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后果。 [2]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瘟疫通过改变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来矫正（不平等）：降低前者的价值（如地价、租金以及农产品的价格），并提高后者的价值（如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低的地租）。这使得富裕的地主和雇主相对以前更少一些，劳工相对以前生活得更好一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降低了。同时，人口变化也与制度发生相互作用，决定价格和收入的实际变化。工人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同，传染病带来的结果也不同：土地，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定价的可能性是成功矫正的基本前提条件。细菌和市场必须“协调一致”才能抑制不平等。
最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除极少数情况，任何所发生的矫正都不会持久，其效果最终被重生的人口压力产生的人口统计因素的反弹效果抵消。
“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末日已来临”：中世纪后期的大瘟疫
在14世纪2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刻，瘟疫在戈壁沙漠突然暴发，并开始向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蔓延。瘟疫是由一种叫鼠疫菌的细菌引起的，该细菌寄生于跳蚤的消化道中。鼠类跳蚤是最常见的宿主，已知数十种啮齿类动物可以携带感染瘟疫的跳蚤。通常，那些跳蚤更喜欢寄生于啮齿动物身上，只有当原始的宿主衰竭时它们才寻求新的宿主：这是人类感染瘟疫的原因。鼠疫有三个变种，其中腺鼠疫最为常见。它因腹股沟、腋窝或颈部的淋巴结显著肿大而闻名——跳蚤通常会咬这些部位，但这类鼠疫得名于因皮下出血而导致的充血性腹股沟淋巴结炎。感染这类鼠疫的结果是细胞坏死以及神经系统麻痹，50%~60%的感染者会在感染后的几天内死去。第二个变种是肺鼠疫，它更致命，通过感染者肺部呼出的微粒在空气中的传播直接传染给其他人。死亡率接近100%。第三个变种是败血症型鼠疫，它很罕见，它的病原体在昆虫中传播，传播非常迅速，并且无药可治。 [3]
14世纪第二个25年，鼠类携带着感染了病菌的跳蚤向东扩散至中国，向南到达印度，向西传播到中东、地中海沿岸以及欧洲。中亚的商队路线成为瘟疫传播路线。1345年，这场瘟疫传播至克里米亚半岛，意大利商船上的人被感染后又把它从这里携带至地中海地区。现代研究把这个过程追溯到对克里米亚的卡法地区热那亚人聚居地的围攻：当瘟疫在围攻这个城镇的鞑靼人中暴发时，据称，他们的首领札尼别命令将感染瘟疫的尸体用抛射器射入城内以传染城中的热那亚人。然而，这没有必要，甚至是无用的。因为腺鼠疫和肺鼠疫病毒各自的宿主（啮齿动物和人）是活体时才能传播瘟疫。活动中的商业联系足以保证啮齿动物和跳蚤在城里城外的移动了。 [4]
瘟疫在1347年末袭击了君士坦丁堡。那位退位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尊对病症的准确描述被保留了下来：
没有任何医生精于此道。这种疾病的传染方式不一。无法抵抗这种疾病的人在同一天死亡，其中一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了。那些可以抵抗两三天的人起初烧得非常严重，于是，疾病就开始攻击头部……在另一些人中，病魔攻击的不是头部，而是肺部。用不了多长时间，肺部就感染炎症，使胸腔产生剧烈的疼痛。病人呕出带血的痰液，呼出的气体恶心发臭，喉咙和舌头因发热而变干，发黑和呈充血状……其上臂和下臂长出了脓疮，有些人的脓疮长在下颌部位，另一些人则是其他部位……黑色的水疱出现了。有些人身上长满了黑点，有些人身上很少但很明显；另一些人的黑点模糊却很密集。病人腿部或手臂上长出了巨大的脓疮，切开它后，大量恶臭的脓液从中流出……一旦人们觉察到已经染病，那就回天乏术，只剩绝望了，这使其更加虚弱，病情愈加恶化，离死也就不远了。 [5]
携带致命病毒的货物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之后，瘟疫便在1348年袭击了阿拉伯的亚历山大港、开罗和突尼斯等大城市。到第二年，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被这一传染病吞噬，损失巨大，城市中心尤甚。
再往西，1347年秋天离开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的船只将瘟疫传播到西西里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蔓延到南欧大部分地区。比萨、热那亚、锡耶纳、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与许多较小的城镇一样，十室九空。疫情于1348年1月传播到马赛，迅速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肆虐。瘟疫向北的扩散畅通无阻：1348年春天，巴黎遭难，继而是法兰德斯和低地国家。1349年斯堪的纳维亚出现疫情，从这里，瘟疫甚至传播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的边远乡村。1348年秋天，瘟疫通过其南部港口进入英国，并在第二年登陆爱尔兰。德国也未能幸免于难，尽管不如欧洲其他地区严重。 [6]
同时代观察家诉说着关于疾病、痛苦和死亡的令人悲痛欲绝的故事——无法顾及丧葬习俗，充斥着普遍的无序和绝望。都市作家都将描写主要城市的遭遇放在首位。阿尼奥洛·迪·图拉留下了关于锡耶纳遭受瘟疫后景象的触目惊心的描述，他自己的不幸让人更加痛苦：
锡耶纳在5月开始出现大规模死亡。这是一件残酷而可怕的事情，对其中的残酷和无情之处，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几乎每个人都被目睹的痛苦吓傻了。人类的言语简直无法再现这种恐怖的事实。确实，只要没有看到这可怕一幕的人都能说是被上天眷顾的。患者几乎立即死亡。他们的腋窝下和腹股沟部位会肿大，说话间就突然倒下了。父弃子、妻离夫、手足分离，因为这种疾病似乎闻一闻、看一看都会被感染。他们就这样死了。无论是金钱还是友谊都无法让人埋葬死者。家人最多只能将死者放入壕沟，没有神父，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送葬钟声。锡耶纳的许多地方都挖了很深的坑，里面尸体堆积如山。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不分昼夜，死者全都被扔在那些沟渠里，并用泥土覆盖。填满一个挖一个。而我，阿尼奥洛·迪·图拉……亲手埋葬了我的5个孩子……这么多人死亡，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认为，末日来临了。 [7]
阿尼奥洛·迪·图拉提到的万人坑也见于其他人的描述中，从中你可以想象大批生命同时消亡的场景。乔万尼·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瘟疫有着经典的描述：
尸横遍野……没有充足的墓地来安葬死者……所以在墓穴用光后，只能在教堂的院子里挖出一条条巨沟来堆放尸体。成百上千的尸体像船运货物一样被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每一层覆盖上一薄层泥土，直至巨沟被填满。
这些描述已经被在欧洲不同地区发现的万人坑证实，有时还有瘟疫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证据。 [8]
中世纪大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地区遭受的毁灭则乏人问津。薄伽丘不得不提醒读者：
在零星分布的小村庄和乡村领地，没有任何医生或仆人可以帮助穷苦不幸的农民和家属。这些人随时可能倒在路边、田地里、自家小木屋中，就像动物一样死去。 [9]
到1350年时，瘟疫已经在地中海地区肆虐，到第二年整个欧洲的疫情开始趋于平缓——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中世纪瘟疫的见证者曾费劲而徒劳地测算那些无法测算的数据，最后不得不止步于大概的或某种典型的说法。重新计算这些人提供的伤亡人数毫无意义。即使如此，1351年为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计算的2384万瘟疫死亡人数结果也未必就是不可靠的。死亡率的现代估计在25%~45%之间。根据保罗·马拉尼马所做的最新估计，欧洲人口从1300年的9400万下降到1400年的6800万，下降了1/4以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损失最为严重。它们的人口在瘟疫前接近600万，瘟疫造成了差不多一半人的死亡，直到18世纪早期才达到瘟疫前的水平。意大利则至少有1/3的人丧生。中东死亡人数的可靠估计很难获得，但埃及或叙利亚的死亡率通常在可比的水平，尤其是考虑了直到15世纪初的总损失后。 [10]
无须详谈，黑死病影响之巨大毫无疑问。正如伊本·赫勒敦在他的世界历史中写道：
东西方的文明都遭到破坏性的瘟疫的蹂躏，国家荒芜，人口大量死亡……整个人类世界面目全非。
确实如此。瘟疫期间及之后的数年，人类活动减少。从长远来看，瘟疫及其造成的混乱对人们各方面的态度和广泛的社会制度都产生了影响：教会权威减弱，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同时兴起；由于恐惧情绪的蔓延和继承人的死亡，慈善活动也增加了；甚至艺术风格都受到影响，医学从业者被迫重新考虑长期以来被珍视的原则。 [11]
最具基础性的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在黑死病之前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人口已经出现巨大增长——增长到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从公元1000年以来，在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和农作物改良、政治不稳定减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定居点、产出和人口都扩张了。城市规模变大，数量也增多了。然而到13世纪后期，这一持续很久的繁荣景象便终结了。当“中世纪气候最佳期”结束时，生产力也下降，数不清的饥饿的嘴推高了食品价格，需求开始超过供给。然而耕地不再增加，牧场萎缩，这本身导致了蛋白质供应量的减少，更何况基本的谷物变成越来越不足的、在食物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食。人口压力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实际收入。生活水平维持不变已属万幸。14世纪初，不稳定的天气条件造成的歉收导致灾难性的大饥荒，情况进一步恶化。尽管这个世纪前1/4时间里人口数量已有所降低，但生存危机仍持续了又一代人的时间。祸不单行，动物传染病几乎使家畜消失。 [12]
看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了某种形式的马尔萨斯陷阱。在这一陷阱中，内生性问题，如由先前的人口增长和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和以令产出降低的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外部冲击，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生活变得窘迫，但这有利于控制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精英阶层。黑死病导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却未影响物质基础设施。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量下降幅度小于人口下降幅度，导致人均产出和收入上升。不管瘟疫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确实更多地杀死了劳动力人口而不是老人或者小孩，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确实变得更加丰富了。地租和利率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于工资，都下降了。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劳动者有望获益。然而，这个过程如何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这些中世纪劳动者有效议价能力的制度和权力结构。
西欧同时代的观察者很快就注意到高死亡率带来的工资上升现象。加尔罗默修会的修道士让·德·韦内特在其编年记录中记载了大约1360年（紧随瘟疫肆虐之后）的情况：
尽管一切都很充足，但所有东西的价格都翻番了：家庭设备和食品以及商品，雇工，农场工人和仆人。唯一的例外是土地产权和房屋，这两者在当下供过于求。
根据罗彻斯特修道院的威廉·德内所作编年记录：
劳工短缺随之而来，底层人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扬眉吐气，三倍于以往的工资也很少能吸引其为上流社会效劳。 [13]
雇主迫不及待地给当局施压以遏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黑死病降临英格兰不到一年，在1349年6月，国王便通过了《劳动者条例》：
由于大量人口，尤其是工人和受雇者（“仆人”）已经在这次瘟疫中死亡，很多人观察到主人的需要和雇员短缺的情况后拒绝工作，除非他们能得到额外的薪水……我们已经发布法令，英格兰王国境内的人，无论男女，是否自由之身，只要身体健康且不满60岁，除非是从事贸易、经营某类手艺、有自耕地需要耕作或已受雇于人，如果被提供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就业机会，有义务接受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且只能被支付合理的报酬，即只能被支付与其在本王统治的第二十年（1346年）时其所在地区工作得到的通常的收入，或者五六年前的某一合理年份的收入……任何人不应支付或承诺高于以上定义水平的报酬，若违反本法令，将处以其支付金额或允诺支付金额两倍的罚款……工匠和工人不应该凭借其劳务和手艺获得比上述年份和在所工作地他们曾经获得的酬劳更多的薪水；如果有人拿了多于上述收入水平的收入，他将被关进监狱。 [14]
这些法令的实际效果平平。仅在两年后，另一项法令——1351年的《劳工条例》提道：
据说雇工们，不顾条例，而是遵从自己所愿和过分的贪婪，不愿为上流人士或其他人工作，除非他们得到两倍或三倍于上述所说的他们早已习惯接受的本王统治第二十年以及更早前工资的工资。这对上流人士伤害极大，也使下议院议员变得贫穷。
这一法案还试图通过更加详细的限制和惩罚来弥补之前的失败。然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些措施又失败了。在14世纪90年代初，莱斯特的奥古斯丁教会的亨利·奈顿教士在他的编年记录中写道：
工人是如此的自高自大和残忍，以至他们根本不在意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用他们，就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因为雇主没有选择：如果不迎合工人的傲慢与贪婪，他的水果就无法采摘，成熟的粮食就无法收割。 [15]
用不带偏见的方式重复这位教士的表述就是，在市场力量面前，试图通过政府法令和强压维持工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在工人的联合阵线面前，雇主特别是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利益，超越了他们无法实现的集体利益。英格兰如此，其他地区亦如此。在1349年，法国人同样试图将工资控制在瘟疫前的水平，但以更快的速度宣告失败：在1351年，一项被修正的法律已经允许工资提高1/3。不久之后，雇主但凡需要雇人，都必须支付时下的工资。 [16]
多亏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及其合作者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很多关于熟练和非熟练城市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有时，一些数据还能追溯到中世纪，并且这些数据都是标准化的，有助于我们进行跨时期和跨地区的系统比较。11个欧洲和地中海东部城市的非熟练工人工资的长期趋势是很清晰的。我们只有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及伊斯坦布尔这很少几个地方的瘟疫前工资水平的信息——它们在瘟疫暴发前很低，之后就快速上涨了，实际收入在15世纪早期或中叶达到顶峰，当时其他城市也有相应的数据，并且显示了类似的水平。从大约1500年起，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实际工资都趋于下降，到1600年左右恢复到瘟疫前的水平，并在此后的200年间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下降到更低水平。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则是例外。它们的工资水平在整个前现代时期都保持了相当不错的水平，尽管后两个城市的实际工资在15世纪后期出现了短暂的大幅下降，但后来又恢复了。与瘟疫相关的工资上升以及其后的下降在图中都表现得相当明显——幅度分别为100%和50%（见图10.1）。 [17]
图10.1 欧洲和黎凡特地区城市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1300—1800年
14个城市的熟练工人工资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地方数据显示，其工资从瘟疫开始时期到15世纪中叶大约翻了一番，而在1500—1600年逐-渐下降，此后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继续下降直到1800年。之前的三个西欧、北欧国家再次成为例外（见图10.2）。 [18]
人口变化与实际收入之间的联系是显著的：在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工资在人口数量降到最低点后不久达到了顶峰。人口恢复扭转了工资增长的趋势。在很多地方，1600年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实际工资持续下降。虽然对农村工资的记录较少，但英国资料显示，瘟疫确实带来了工资的大幅增长（见图10.3）。 [19]
图10.2 欧洲和黎凡特地区城市熟练工人实际工资，1300—1800年
图10.3 用谷物衡量的英格兰地区农村实际工资，1200—1869年
在地中海东部也可以看到类似结果。黑死病肆虐之后，劳动力成本上涨迅速，尽管持续时间短于欧洲。正如历史学家阿尔·马格里齐所说：
工匠、雇工、搬运工、仆人、马夫、织工、帮工等诸如此类——他们的工资增长了许多次；然而，能够享受这种增长的人不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只有耗费大量时间，才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工人。
来自瘟疫受害者的遗赠和继承财富的幸存者的馈赠推动了宗教、教育和慈善捐助激增。这些捐助鼓励了许多建筑工程的出现。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工匠同城市非熟练工人一同受益了。生活水平一时的提高增加了肉类需求：根据收入和价格的精细分解，14世纪早期，一个普通开罗人每天可能消耗1154卡路里，具体包括45.6克蛋白质和20克脂肪，但到15世纪中叶，他们可以消耗1930卡路里，包括82克蛋白质和45克脂肪。 [20]
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上展现出一幅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大体相同的图景。到1400年，拜占庭城市的实际工资已经高于瘟疫前的水平，这与奴隶价格翻了一番的情况是一致的。奥斯曼帝国的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工人的实际收入直到16世纪中叶仍然很高，直到19世纪末，这个收入水平从来没有被系统地超越过，这凸显了瘟疫对工资上升产生了多么突出的影响。 [21]
尽管黑死病产生的影响很严重，但一次黑死病的肆虐不足以使城市实际工资翻一番，并在之后维持这一水平达数代人之久。反复遭受瘟疫才会阻止人口迅速恢复。中世纪晚期的记录证明，瘟疫是不断发生的。瘟疫在1361年重现，从那年春天持续到来年春天。由于它夺走了大量年纪不大的人的生命，被称为“儿童瘟疫”。总之，这次瘟疫似乎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在瘟疫第一次暴发时还没有出生的人。它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仅次于黑死病本身造成的死亡：现代人猜测，欧洲人口在这次瘟疫中损失了10%~20%，英国损失了1/5人口。第三次毁灭性相对较小的瘟疫暴发于1369年。这为下一个世纪或者更久的一段时期定下了基调。仅英国暴发全国性传染病的年份就有：1375年、1390年、1399—1400年、1405—1406年、1411—1412年、1420年、1423年、1428—1429年、1433—1435年、1438—1439年、1463—1465年、1467年、1471年和1479—1480年。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数量特别大的人口死亡，并在1479—1480年的传染病流行中达到顶峰，这是自1361年以来的最糟糕的事件。系统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其他国家的情况同样糟糕：我们知道荷兰1360—1494年间发生了15次传染病，西班牙在1391—1457年间发生了14次。在欧洲，每一代都会遭受两三次的瘟疫袭击，把人口数量压制在低位。结果，到15世纪30年代，欧洲的人口可能已经是13世纪末左右的一半或更少。因地而异，人口恢复最终开始于15世纪50年代，15世纪80年代或16世纪末。我们所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几代人的不幸和数千万人的早夭为代价的。 [22]
关于瘟疫对不平等的影响我们知道什么？其内在的逻辑很清楚。与富人相比，土地和粮食价格的下降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势必更有利于穷人，从而有可能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依靠反映这些变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对小麦的需求下降，但肉类、奶酪和大麦（大麦用于酿造啤酒）的价格持续上涨，这表示劳动者的饮食改善了，他们获得了以前那些曾经是富人专利品的食物。奢侈品需求增长更为普遍。除了更高的工资外，英国工人还可以要求让肉馅饼和麦芽酒作为他们的一部分补偿。对诺福克的农民来说，面包在饮食中的份额从13世纪末的接近一半下降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15%~20%，同期肉类的份额从4%上升到25%~30%。
英国的两项禁奢法令构成了显示这种大矫正存在的强烈信号。1337年，议院发布法令，只有年度收入为1000磅以上的贵族和牧师才有资格穿象征身份地位的皮草。但是，在黑死病暴发后的15年内，1363年的一部新法允许收入最低的手工劳动者外的所有人穿皮草。当局只是试图规定哪些人能穿哪类皮草，从规定社会底层能穿兔子皮和猫皮制品，到规定社会上层能穿白裘皮草。即使是这些相对温和的限制也变得形同虚设，这显示社会大众普遍越来越富裕，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界限被不断打破。 [23]
当普通人现在能够负担起过去曾经是精英独享的物品时，贵族却因他们土地上农产品的价值下降和种植这些农产品的工人的工资上涨而危机四伏。在佃农染病死亡后，地主不得不另外雇用劳动者甚至雇用更多劳动者进行农耕以获得好的收成。那些仍然被雇用的佃农享受到了更长期的租约和更低的租金。社会的变化逆转了早前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富裕而大多数人相对贫苦的趋势，社会变成另一番场景：在长达约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时间里，精英获得的社会剩余变少，而其他人获得更多。在英国，土地出租人的收入单单在15世纪上半叶就下降了20%~30%。乡绅饱受地位下降之苦，大贵族也不得不设法在收入减少时保持他们的身份。瘟疫导致了贵族阶级的急剧萎缩：仅两代人的时间，在新贵族出现的情况下，总量占3/4的贵族家庭因后继无人而湮灭了。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财富都收缩了：按照可比的实际收入门槛，13世纪绶带骑士数量翻了三番，达到3000名左右，但1400年时人数已经降到2400名，1500年时降到1300名。最上层贵族人数从1300年的200人下降到1500年的60人，这通常是由有些家族阶级地位下降和一些家族在财富下降后合并造成的。贵族的最高收入纪录在14—15世纪之间也大幅下降。 [24]
这些整体发展趋势是显示社会矫正度的重要指标。只是最近几年才终于有坚实的量化证据出现来支持这一点。在一个原创性的研究中，圭多·阿尔法尼搜集并分析了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档案馆的数据。当地财产登记册中保留了该市资产分布的信息。其中许多人只记录了地产情况，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如著名的1427年佛罗伦萨的卡塔斯托登记册的详尽记录那样记录包括其他类型的资产，如资本、信贷和动产的分布。这些局限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成为我们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唯一可用变量。阿尔法尼的调查基于来自13个皮埃蒙特社区的数据。虽然最久远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366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15世纪晚期以后的数据。通过后一时段，我们观察到了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趋势。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城镇18世纪的基尼系数都高于中世纪。城市和农村都如此——不管是通过基尼系数还是用最富的前5%群体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来衡量不平等程度，两者均呈现于图10.4。财产集中的总体趋势对应着现代社会早期的经济扩张引起的所谓“超级曲线”的上升阶段，这部分我在第3章讨论过了。 [25]
图10.4 皮埃蒙特地区顶层5%群体的财富份额及财富分布基尼系数，1300—1800（参考年份经过平滑处理）
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出现在瘟疫之前和瘟疫发生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三个城镇，奇里、凯拉斯科和蒙卡列里的数据是可以获得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图10.4中1450年前的城市数据），14世纪和15世纪初，不平等程度下降，这一时期瘟疫周而复始。在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的一些社区，拥有至少10倍于当地家庭财富中值的家庭的数量比例在同一时期减少了。这一矫正效果与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实际工资数据相当吻合：在佛罗伦萨附近，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同一时期大约翻了一番（见图10.1）。在与瘟疫相关的冲击导致精英内部变动时，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使工人更容易获得财产。财富分配曲线的形状同样变化明显，不平等程度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时刻与人口数量降至最低后逐渐恢复的人口统计的转折点也是吻合的。 [26]
与大多数实际工资序列的情况相同，这种不平等程度的缩小情况并不会持续。15世纪中叶以后土地集中度不仅上升，而且在那之后一般都在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1630年瘟疫再次暴发，这是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地区性死亡危机，它被认为杀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的1/3以上的人口，但对不平等的影响不似从前：公元1650年或1700年的基尼系数和最高财富份额始终一致地高于它们在公元1600年时的数值，即使公元1600年已经过之前150年的恢复。这表明，黑死病暴发以及随后的再次暴发打击了不善于应付其后果的地主阶级，而在它们之后，有产阶级最终发展出了在人口冲击时期保护其财产的应对策略：诸如将财产部分赠予第三者的遗嘱（允许一个家族在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时也可保留财产）那样的制度可能有助于保持精英财富完好无损。看来，即使是最可怕的传染病也可能被文化学习驯服，从而削弱了马尔萨斯抑制的矫正效应。 [27]
根据托斯卡纳各地的财产税的档案数据，我们可以画出非常相似的图形。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是，波吉邦西农村地区1338—1779年的财富分布被完整地记录在案，并表现出了在黑死病肆虐时期的矫正作用以及其后不断的财富集中（见图10.5）。佛罗伦萨境内其他十个乡村社区以及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的城市的可比数据虽并未全都显示出类似清晰的结果，但其整体趋势趋同（见图10.6）。唯一观察到的显著下降时期是瘟疫横行时期；在农村地区，不平等大致从1450年左右开始增长；从1600年左右开始，可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几乎总是高于之前的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达到顶峰。另外，在一些社区，洛伦兹曲线在黑死病暴发后一下子就变得平坦了，这表明矫正主要受富人的损失驱动。 [28]
图10.5 波吉邦西地区财富分布基尼系数，1338—1779年
图10.6 托斯卡纳地区顶层5%群体所占财富份额，1283—1792年
这些动态变化机制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卢卡境内，这里的不平等程度在瘟疫肆虐时急剧下降，瘟疫过后又迅速回复（见图10.7）。现在，也有证据表明，1500年左右至1600年，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的财富出现了集中，但它们没有瘟疫前的资料可供我们做对比。 [29]
图10.7 卢卡地区顶层5%群体所占财富份额和财富分布基尼系数，1331—1561年
17世纪的意大利的经验凸显了人口变化以外因素的重要意义。将工资稳定在瘟疫前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这一点前面已经做过说明。精英有强烈的动机来遏制黑死病及其复发的矫正作用。他们采取的措施成功与否因不同社会的权力结构甚至社会环境而天差地别。在西欧，工人受益匪浅，因为由劳动力匮乏所产生的好处落到了他们身上。不仅对工资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未能产生作用，而且瘟疫对人口的冲击摧毁了早前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农民维护自身流动性，如果其他庄园主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便投靠新主。这压低了租金，减少并最终消灭了作为庄园经济标准特征的劳工无偿服役制度。佃户最终只支付租金，并有机会尽可能多地耕作土地，只要自己的能力允许。这促成了农民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并使富农发展为自耕农阶级。英格兰的雷德格雷夫庄园就是一个例子，1300年农民平均耕作12英亩土地，1400年为20英亩，到1450年，已经超过30英亩。整个西欧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到1500年，在西欧、南欧和中欧地区所谓的根据官册享有不动产成为主导性的租期安排：合同规定了固定的年租金，它根据佃农通过议价获得的最佳结果确定。 [30]
有时工人采取暴力来抵制精英，试图否认精英新获得的成果的企图。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其结果就是普遍的农民起义，如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和英格兰1381年的农民起义。后者的导火索是开征人头税，这种税表面上用来弥补国家收益的减少，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那些想要维持其经济特权地位的地主的愿望的：起义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得到自由谈判雇佣劳动合同的权利。从短期来看，这次起义被强力镇压了，但新的限制性法规得到通过，理查德二世也向农民说了一通著名的狠话：“你们会遭受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奴役。”但是，这一法规确实向农民让步了：人头税被取缔，农民的议价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时期的守旧诗人叹息道，“这帮匹夫”，他们“窥视到世界需要服务和人工……仗着劳动力稀缺，傲慢无礼”，“看，他们什么都没干就狮子大开口”。大体上可以说，工人受益于劳动力稀缺，至少在它持续的时候是这样。 [31]
然而在其他地区，地主更成功地镇压了工人的议价行为。在东欧国家——波兰、普鲁士和匈牙利，农奴制在黑死病暴发后被引入了。杰尔姆·布卢姆给这个过程做出了一个经典叙述。他在1957年观察到，中欧和东欧那时面临着西欧经历过的人口减少、土地没有主人、土地和粮食价格下降问题。拥有土地的贵族采取法律措施，以阻止收入下降，规定工资和城市物价上限。与西欧不同，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劳动义务，特别是劳动税捐、现金缴纳和对劳工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诸如普鲁士、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利沃尼亚等不同国家，佃农完全被禁止在未经许可或不支付大笔费用或全部欠款的情况下离开，除非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情况下。挖走他人雇工的行为是被法律或贵族协议禁止的。按照命令，城市可以拒绝移民，统治者就将移民遣回原籍达成协议。债务是贵族限制佃农的强大工具。负担和限制在16世纪继续增加。许多因素共同制约着工人的发展，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贵族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农民的管辖权越来越大，同时商业化和城市化方面也出现了不利于工人的发展。由于贵族以牺牲国家为代价扩大其权力，而城市没有能够出现抗衡这一趋势的力量，工人陷入越来越多的强制性安排之中。尽管针对这一问题的改良者花费大量时间质疑这种阶级重建，但是东欧工人的状况与西欧工人状况相去甚远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32]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则发展了一套不同的限制手段。如前所述，这个国家被黑死病重创，城市的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和其他地区一样确实上升了——至少起初是这样的。然而，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配置使精英能够拒绝工人的要求。作为外来的征服者，马穆鲁克用一种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的方式控制了土地和其他资源。马穆鲁克的统治阶级成员从个人伊克塔（一种伊斯兰土地税收制度）取得收入，它是土地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分配机制。每当利润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农业出现问题而下降，国家的默认应对措施是通过更多地压榨数量减少的纳税人来提升统治阶级的权益。在城市中，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税收，也意味着充公、强买强卖和垄断的形成。这些强制性应对措施解释了中世纪晚期的开罗资料中工资只在短期内有所增加的记载。 [33]
对农村地区的压制有过之无不及。马穆鲁克人是脱离土地的不在位食利者，他们无法、也不愿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土地所有者随时准备在环境变化后与农民进行谈判。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负有维持租金流的责任，它将马穆鲁克人同土地耕作者分开了。这些管理者随时准备对农民施加压力，在方便时还能诉诸武力。农民通过转移至城市甚至起义来反抗。贝都因人占据了废弃的土地，这一过程进一步减少了基础收入。此外，由于埃及环境的特殊性，瘟疫和逃亡造成的人力损失势必破坏严重依赖日常维护的精良灌溉系统，这使得埃及的农业资产比欧洲的农业资产更加脆弱。因此，如果可耕地数量迅速下降，埃及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的变化可能不如欧洲的比例变化那么大。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依靠集体主义进行剥削和控制了国家的马穆鲁克在集体谈判权力上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中间管理层造成的统治阶层脱离土地、有关使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可能的技术升级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体资源基础的恶化——压低了农村地区的产出与收入。这与带来了更高的工人收入和显著矫正效应的西欧契约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34]
黑死病带来的后果以及17世纪意大利瘟疫再次暴发期间持续的不平等现象说明，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本身也无法使财富或收入分配变得平等。制度设置可以弱化人口冲击的影响，统治者通过强制性措施来控制劳动力市场。一种形式的暴力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抵消：如果细菌传播被足够强大的人类力量压制，精英可以维持或者快速恢复巨大的不平等。这意味着瘟疫的矫正效应存在两方面的限制：时间方面，随着人口恢复，平等化的成果都不可避免地趋于消亡；矫正效应的有无和大小受制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此，只有在某些情况、某些时期，传染病才可以大大减少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