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残酷统治的嘲笑”：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带来的矫正
战争和革命释放的暴力越多，对社会的渗透越深入，它们就越有可能降低不平等。但是如果这些动乱摧毁了整个国家和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呢？根据目前所提供的证据，我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强的矫正效果而期待更大的动乱。这一冷酷的预测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支持。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颠覆了等级制度，并且通常大幅度地降低了物质方面的不平等。和前面章节讨论过的主要发生在更近期的过程不同，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我们从定义专业术语开始。大型的社会结构的瓦解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和严重程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些过程主要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有关，一般我们称之为国家衰败。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如果不能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腐败、缺乏安全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崩溃，以及丧失合法性是国家衰败的标志。然而这些标准并不适用于更遥远的过去。这一概念认为国家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基本的安全，国家的失败或者崩溃可以从它们无法满足这种期望中推断出来，然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出于全球性研究的目的，我们最好采用对基础性国家功能的一个大概描述。由于前现代国家的政治首先是专注于检查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保护统治者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征收执行这些任务和满足权力精英致富所需的收入，国家衰败最好被理解为丧失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能力。对主体和领地的控制遭到侵蚀以及政府官员被类似于军阀这种非政府角色取代是典型的结果，在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力甚至可能被下移至社会基层。?[1]??
另一方面，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系统崩溃，这是一个远远超出了政治治理机构的失败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并且经常是包含一切的瓦解过程，系统崩溃被定义为“已建立的社会复杂性的快速且显著的丧失”。在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知识领域，它通常会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分化和分工的弱化，信息和商品的流动减缓，以及对庞大的建筑、艺术、文学和文字这些文明象征的投资下降。这些变化伴随着政治瓦解并且相互作用，削弱或完全消除集中的控制功能。在严重的情况下，人口总体上会减少，居住地会萎缩或被抛弃，经济活动会倒退到较为低级的水平。?[2]??
国家或者整个文明的崩溃对我们认识矫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力量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讨论内战的影响时所看到的，国家衰败可能为少数人创造新的致富机会。然而原来的精英很可能会受到损害，在较大的国家分裂成几个较小政治主体的情况下，最顶层的资源集中潜力将会下降。系统崩溃必然对权贵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央集权制的解体破坏了正式的等级制度和精英阶层，并且阻止了后者立即被希望在类似的范围内进行运作的竞争对手取代。前现代社会通常不会留下充分的书面证据，并且这些文字记录经常会在（系统）崩溃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从代替物上推断精英阶层的衰落，用著名的系统崩溃考古学家和理论家科林·伦弗鲁的话来说就是“停止富裕的传统墓葬……放弃豪华的住宅，或者重新采用‘贫民窟’的穷人风格……停止使用昂贵的奢侈品”。?[3]??
国家衰败是一种强大的矫正手段，因为它以多种方式妨碍了统治阶级走向富裕。正如我们在开篇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社会，精英阶层的财富主要有两个来源——通过投资土地、贸易和金融这类生产性的资产和经济活动进行资源积累，以及通过国家服务、贪污和掠夺进行掠夺性积累。两种收入来源都非常依赖国家的稳定，前者因为国家权力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保护，后者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国家机构是生成和分配收益的工具，国家衰败可能会降低资本回报，彻底抹去通过行使或者接近政治权力获得的利润。
其结果是，原来的精英遭遇大规模的损失。政治动荡不仅剥夺了他们继续敛财的机会，同时也威胁到他们现有的财产。精英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下降有可能降低不平等性：一方面，在国家衰败或系统崩溃的时候，虽然每个人的资产和生存都会面临风险，但是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穷人大得多。一个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农民家庭只能承受相对有限的收入损失。更大的损失可能威胁到其成员的生存，但那些死亡或流亡的人口不再属于这一特定群体，因此不再参与分配资源。另一方面，即使失去了大部分的收入或财产，富人也能生存下来。旧权贵中的那些经受住暴风雨生存下来的人，以及那些留下来的但多少已被削弱领导地位的人，不管在绝对量还是在相对量上，最终与之前相比很大可能都会穷得多。
在国家衰败或系统崩溃之后，物质差异的压缩是不同程度贫困化的一个结果：即使这些事件导致大多数或所有人都比以前更糟，富人的损失都会更大。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政治解体会阻碍对剩余的攫取，平民的生活水平有时候甚至能获得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矫正不仅仅是一场以不同速度触底的比赛结果，而且还可能因为劳动人口的收益增加而得到加强。然而，由于证据的性质，记录精英阶层的衰落一般来说要比识别贫困阶层同期取得的改善更容易或者至少不会那么困难。因此，我主要关注的是权贵阶层财富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含义。我的讨论从那些具有最佳的文献记录的前现代国家案例的研究开始。在继续考察那些检验我们知识局限的不明确的证据之后，我将用索马里国家衰败的现代案例得出结论，看看在当今世界是否仍然可以观察得到其所反映的平等化特征。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唐朝精英的毁灭
中国唐朝末期异常清晰地展现了国家的解体如何导致精英财富的覆灭。唐朝始建于公元618年，由唐高祖在短命的隋朝基础上建立，隋朝曾成功地在汉朝和西晋控制的广大疆域上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在唐代，最初的土地分配方案旨在使人们平等地获取资源，然而逐渐让位于使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到帝国最高统治阶层的手中。少数显赫家族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虽然单个家庭无法使几代人都保持顶尖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长达几个世纪。拥有高级公职的特权刺激个人发财致富，这一过程仅会受到家族争斗和最终更加暴力的帮派争斗的阻碍，然而这些也只能抑制和逆转单个家庭的崛起，并不能破坏他们对公共服务最有利可图职位的集体控制。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拥有贵族头衔的家庭以及所有的官员和官阶的拥有者，甚至皇室家族的远亲，都被免于纳税和劳役，这是一种明显的公开倾向于权势和具有良好人脉关系阶层的累退制度。这个集团的成员私下购买公共土地，虽然统治者一再禁止，但未成功阻止这类行为。
结果，精英阶层的土地所有权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得到扩张，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实施土地均等化方案的尝试被终止。大地产的发展使农民免于向国家交税，允许业主将农业剩余转化为私人租金。与长途贸易相联系，这些商业化的地产有助于维持日益富裕的精英阶层。那些投入充足的资本用于运营磨坊的人，将水从农民手中转走，这一做法招致了农民的不满，但政府只是偶尔进行干预。公元8世纪的一位观察者声称：
贵族、政府官员和有实力的本地家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庄园，吞噬农民的土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所谓的法规……他们非法购买农民的均田制土地……导致农民无立足之地。
这也许是一种依赖于刻板印象的夸张说法，但不管怎么说，它触及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土地财富的持续集中。最大的差距存在于最顶层，公元6世纪与7世纪紧密附着于朝廷的那些家族，放弃他们当地的领地迁往长安和洛阳这些都城，因为那里最靠近王权，可以确保最迅速地获取政治权力和财富。这种空间集群有助于确保其获得高级的中央职位和地方官职。和很少能够上升到国家机关的地方上流阶级不同，这些家族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央精英阶层。一份最为详细的、对这个群体和它留下的大量的墓志铭的研究发现，在公元9世纪，住在长安的皇家知名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大臣和负责地方行政管理的最高级别官员，其中至少有3/5存在着紧密相连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因此，这个“高度封闭的婚姻和亲属关系网”控制了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为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利益服务。?[4]??
然而，在大都市居住也是有代价的：虽然在秩序稳定的时期有很高的回报，但是当统治者不再能够抵抗篡位者的挑战时，这些顶层的唐朝精英就会被暴露在暴力行为中。公元881年，叛军黄巢占领了首都长安。高层官员的抵抗引发了暴力的报复行动，仅仅几天之内，4名主要的现任或前任大臣被杀或自杀，数百人丧生。黄巢很快就失去对他军队的控制，在这个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惊人财富的城市里，这些人横冲直撞、大肆抢劫。有权势的名流成为最受欢迎的目标：据一个消息称，士兵“尤其憎恨官僚，杀死了他们抓到的所有的人”。据说因为一首讽刺诗的发表，有3000名文人被屠杀。而这仅仅是开始：尽管黄巢叛乱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长安多次被争斗中的群雄洗劫一空，这些事件摧毁了这座城市，并且使当地居民陷入贫困。郑谷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
可悲闻玉笛，不见走香车。
长安附近的富人财产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韦庄，最大资本家族之一的后代，如此描述了他的家族房屋周围的荒凉：
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
桑树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郑谷为他的表弟王斌的财产的命运发出了哀叹：
枯桑河上村，寥落旧田园，
……
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
久歉家僮散，初晴野荠繁。?[5]??
在这些经常发生的危机过程中，丢掉性命的贵族很有可能有几千人，幸存下来的人被夺去城市里的住房和郊区的地产。清洗运动一直持续到过去的权贵势力所剩无几。公元886年，在一次政变失败后，数百名支持政变的官员被处决。公元900年，在获悉一个试图消灭他们的阴谋后，朝廷的宦官杀死了几乎所有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然而在第二年，这些宦官及其盟友遭到报复又被全部消灭。在公元905年的一次事件中，仍然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7位大臣被杀，尸体被扔进了黄河。这些连环暴行快速扩散，彻底消灭了大都市权贵。
暴力迅速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公元885年，洛阳被洗劫和摧毁，从公元9世纪80年代—10世纪20年代，整个国家的各个地方中心也陷入了战争和清洗运动，给当地上层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家又一家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
在每一个地方，那些有着精心制作的屋檐的精美豪宅，被烧得精光。?[6]??
最后几乎无人幸免。中央统治阶级迅速消失，到公元10世纪后期，几乎完全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在长安地区发掘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和负担得起精致墓地的那些人有关的墓志铭在公元881年的暴力事件之后变得极为罕见。地方的权贵分支并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通常可以从一些知名的幸存者悲伤的作品中得知，他们大都失去了财产。随着祖传的财富消失，社会关系瓦解，他们无法重获权势的地位。从公元960年开始，一个新王朝宋的出现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家族，他们来自地方，在中央机构重建的过程中抓住了权力的手杖。?[7]??
唐朝贵族暴力且全面的毁灭可能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表现了国家衰败是如何毁灭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财富，通过使富人致贫甚至消灭富人的手段来矫正财产的分配。即使如此，不是直接针对国家精英的暴力也可能导致相当程度的矫正。国家衰败使他们失去了从政治职位和政治关系以及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因为他们曾经控制的国家失去了领土，以及被外来挑战者夺走财产也使得他们的财富减少。所有这些情况的总体结果是相似的，即使很难用任何有意义的术语来衡量：通过切断收入分配曲线尾部（在洛伦兹曲线上）的最上端以及极大地压缩顶层群体在总收入和财富中的比例以实现不平等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简单，富人比穷人遭受的损失更多，无论国家衰败是否导致了普遍的贫困，还是主要破坏精英群体，平等化都很可能发生。?[8]??
“充满了如此多的灾难和各种的痛苦”：西罗马帝国瓦解
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造成财富精英的毁灭是一个不那么血腥，但并不逊色的揭示国家衰败带来矫正不平等的案例。到公元5世纪早期，巨大的物质资源最终落入一个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型统治集团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地中海盆地西部地区，由意大利最初的核心和广阔的伊比利亚半岛、高卢（现在的法国）以及北非的领土组成。根据历史悠久的传统，罗马的枢密院主要由最富裕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罗马人构成，逐渐被几个极少数强大的、位于罗马城内的关系紧密的家族主导。据说，这些超级富豪“拥有的地产几乎遍布整个罗马世界”。一个真实的例子中提及，一对夫妇在意大利（包括西西里）、北非、西班牙和英国都拥有财产。婚姻和继承的结果、官员们的办公财产以及跨地区的土地财富得以维持，不仅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而且还得益于国家支持的、为财政目的而进行的商业活动，这使得地产所有者可以从可靠的贸易网络中受益。和中国的唐朝一样，参议员拥有对附加税和服务义务的豁免权，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却沉重压榨了下层精英阶层。最后，据称最富有的家族的年收入可以与整个省份的收入相媲美，并在罗马和其他地方拥有豪华的住所。最富有的地方权贵，虽然无法与中央精英竞争，但也同样受益于与帝国的联系：据说两个来自高卢的地主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南巴尔干地区都拥有房产。?[9]??
在创造顶层的有产阶级梯队的过程中，跨地区积累财富和保持赢利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一个拥有数千万臣民的帝国中，特权阶层能够获得高层政治职位，国家统治中贪污和腐败是例行公事，最富有、最具权势的官员则处于最好的职位，能保护其资产不被用于国家需求。他们的卓越地位和由此产生的极大差异，完全依赖于帝国力量的稳固。公元5世纪以后，内部冲突和外部挑战开始不断增加。公元5世纪30—70年代，罗马政府首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然后是高卢、西班牙、西西里，甚至是意大利最后也被日耳曼人的国王接管。东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试图重新夺回意大利，造成了重大的混乱，并且由于日耳曼人的再次入侵而迅速失败。地中海地区的联盟戏剧性地瓦解了位于罗马的顶级精英阶层拥有的广泛地产网络，使他们再也不能在意大利以外甚至是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拥有财产。
日益加剧的政治分权，有效地消灭了西罗马上流社会的最上层阶级。这一过程始于公元5世纪地中海盆地腹地，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时扩散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居住在罗马城内的地主拥有的地产大多被限制在拉提姆周边地区，甚至连教皇也被剥夺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教会财产。这种崩溃有助于我们理解，根据公元593年由教皇格雷戈里撰写的“对话”，为什么像主教里登普塔斯这样的一位罗马精英会认为当人们加入修道院是为了在“充满了许多灾难和各种痛苦”的世界中寻找一个避难所的时候，“凡有血肉的人的尽头已经到来”。贵族变得更加地方化，也远没有以前那么富有。衰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豪华的乡村别墅降级或废弃，到庄严的元老院不体面地消失，以及没有任何参议员家族可以追溯到7世纪早期之前的事实。教皇格雷戈里的著作也许是旧的富裕家族陷入贫穷的最深刻的例证。教会的领袖多次提到为了帮助落魄的贵族而办的一些小规模的慈善活动。一个意大利地区的前萨莫奈总督，得到了4枚金币和一些葡萄酒；一个几代人都担任过最高级别官职的贵族家族，其寡妇和孤儿也得到了微薄的捐款。?[10]??
罗马超级富豪的灭亡简直令人惊叹，可以说它预示了唐朝贵族的没落：主要的区别在于，在罗马的案例中，虽然并非未知，但杀人似乎没有那么普遍。尽管如此，暴力仍然是这个过程的中心，被大量地应用于对帝国的瓜分。西罗马社会的最顶层群体的消亡注定会抑制不平等。此外，至关重要的是，权利进一步下放至有产阶级中更低的层级，因为在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即使是地区和次级地区的精英也消失了”。虽然新的军事精英凭借这些动荡崛起，但是在没有大规模的帝国统一的情况下，任何与罗马晚期的财富集中程度类似的事情，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至少在部分地区，农民自主权的提高甚至进一步阻碍了对当地的资源攫取。?[11]??
最后的发展引出了一个问题，矫正是否不仅受顶层群体的消耗，而且受底层群体的获益的驱动？有一种证据，被认为是物质福利的替代物，即人类骨骼的残骸，它与这个概念兼容，但是由于太模糊而无法证实。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体现身体健康的指标，如身高、牙齿情况以及骨骼损伤的发生率确实有所改善。这表明普通民众的状况比他们在帝国统治时期的状况要好。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有把握地确定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虽然在政治瓦解后人口减少和逆城市化可能减少了寄生性的负担，实际收入增加、饮食获得改善，然而同期发生的与之无关的瘟疫的流行（下一章将讨论）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12]??
不同类别的考古材料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衡量资源的不平等。在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斯蒂芬研究了在罗马统治之前、之时和之后三个不同时期房屋面积的变化。房屋面积代表了和人均经济福利相关的可接受的信息：在不同文化之中，家庭收入和住宅面积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住房通常都是地位的标志。来自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英国的测量结果特别有帮助。相关数据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上，具有很高的现代学术的质量，另外，也许最重要的是，罗马国家的崩溃在这个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当罗马的统治在公元5世纪终止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英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多个小型的政治主体占主导地位。随着别墅被废弃、城市经济衰落，除了最基本的品种，所有的陶瓷生产都停止了，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因此大大降低：手工造型甚至都不借助制陶工人的转轮。从空间差异和一些小发现的性质来看，住所的遗址并没有反映出等级制度的真正迹象，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很少发现有丰富陪葬品的墓葬。简而言之，地方精英，如果他们真的存在过的话，并没有留下多少公元5世纪晚期和公元6世纪的历史印记。和前帝国的大部分其他地区相比，罗马时代的结构在这里被消灭得更加彻底：这个岛屿经历了无处不在的系统崩溃，而不仅仅是国家衰败。?[13]??
这个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住宅结构的平均尺寸以及房屋大小差异的程度，两者都比帝国时代大幅度缩减。公元1世纪，被罗马征服后，两个指标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被逆转，这种趋势曾经提高了本地的经济产出和社会分层水平（图9.1、图9.2、图9.3）。?[14]??
然而更加可惜的是，这些发现提供的数据样本和已经被研究过的罗马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存在各种缺陷，例如依赖少数几个地点或者是缺乏对某些时期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不能对住房不平等的变化做进一步的评价提供恰当的支持。即便如此，考古工作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帝国统治和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之间相互关系的机会。
虽然存在地理的局限性，这些数据显示出后帝国时期财富的分散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过程，而不是仅限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尽管我们无法对后罗马时期的总体矫正程度进行测量，国家衰败对这个富人已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环境的实际影响一定是非常显著的。崩溃造成的后果，与征服者保留了被征服国家之前的结构规模和特点的结果相比差别巨大：英格兰的诺曼底征服者保留甚至拉大了财富不平等，而被一小部分中央统治阶级剥削的辽阔领土的分裂，则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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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从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不列颠房屋平均尺寸（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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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从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不列颠房屋尺寸的四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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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从铁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不列颠房屋面积的基尼系数
“那个时期的很多城镇不再让我们印象深刻”：后铜器时代地中海和前哥伦布美洲的系统崩溃
在公元前13世纪，通过外交、战争和贸易，地中海东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相互联系的国家体系：拉美西斯王朝统治的埃及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正忙于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中亚述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扩张，黎凡特的城市国家也正在蓬勃发展，整个爱琴海被各个管理经济生产和分配的大型宫殿统治。没有人预料到这个体系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迅速崩溃了。整个地区的城市都遭到破坏或者是大规模的毁灭——包括希腊、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元前1200年刚刚过去，赫梯帝国就衰落了，其首都哈图沙部分被毁并且被遗弃。处于叙利亚沿海的重要城市乌加里特在几年后被摧毁，内陆的一些地区也同样如此，比如米吉多这样的城市也紧随其后。在希腊，巨大的宫殿一个一个被摧毁。有些地点已开始重建但是直到世纪末也没有完成。往南，失去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的埃及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解体，被南部的底比斯祭司精英集团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各个王朝瓜分。亚述王朝同样也没能安全逃脱。在各种程度上，统治和征收机关开始分崩离析，城市消失或者以更小的规模幸存下来，书写的应用退化，帝国分裂成各种小国和城邦。产出和交换出现衰退，社会复杂程度降低。?[16]??
导致这次巨大的解体的原因还存在很多争论，很多因素看起来都发挥了作用。那些所谓的“海上民族”，在埃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记录中都出现过的“生活在船上”的海盗团伙，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公元前1207年，尽管他们对埃及的袭击遭遇了挫败，然而30年后他们在建立起联盟后重新发动了攻击。正如拉美西斯三世所言：
在战斗中，所有的国家立刻遭到洗劫，被弄得七零八落。没有国家能抵抗得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手伸到了地球航路所能抵达的任何一块土地。
虽然法老的部队设法击败了他们，其他的社会却没有如此幸运。巴勒斯坦的菲利士人定居点有可能就是这些活动的结果，因为这里的考古遗迹发现了至少好几处可见的破坏性的痕迹。有几个地点同样显示了破坏和地震活动有关，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的“地震风暴”可能连续地袭击过这个地区。另外，有证据显示，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生过旱灾，并且转化成更大的干旱。无论这些破坏性力量在当时以何种精确的配合发挥作用，看起来各种因素正好同时发生，并且很可能并非偶然而是相互联系：最终的结果是一种放大效应，并且摧毁了铜器时代晚期的世界体系。?[17]??
爱琴海地区的崩溃尤为严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随着武士精英不断积累财富以及建立防卫中心，希腊南部大陆地区的定居点获得发展。从巨型坟墓的外观以及社会性差异化的葬品来看，社会分化也有上升。这些地方很快就建起了宫殿群。用B类线性文字和早期希腊语做记录的黏土块记载了以这些宫殿为中心，由国王和高级官员掌管的再分配经济活动。上级通过下级获得物品和服务。这种体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克里特岛南部产生的早期宫廷经济模式（被称为米诺斯文明），但是显示了更多的暴力和防卫的迹象，并且富裕的情形较不普遍。以这些大型宫殿为中心，人们在大陆地区建立了各种相当规模的王国，创造了在当今被称为迈锡尼文化的政治体系。?[18]??
尽管我们对政治控制的本质和收入分配的了解比我们自身希望的少得多，然而以精英为核心的再分配中心的存在似乎很难和平均主义的观念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迈锡尼宫殿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记录在B类线性文字黏土块上的姓氏反映了少数精英家族之间的通婚情况：具体的个人姓名、社会地位，以及似乎被相同的几个特权家族完全控制的财富。然而黏土块几乎没有提供劳动人民使用分配的高档物品的证据。当时的两位杰出的专家曾恰如其分地说：“大量财富往上聚集，便留在上层。”只有在精英的墓穴里才能找到由金、银、象牙和琥珀制作的奢侈品。至少有一次考古材料显示，随着时间推移，财富的流通变得越来越封闭，这和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上造成不平等日益上升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流通可能采取了在高等精英集团内部进行交换礼品的形式，再以进口和出口作为补充，为他们提供能够彰显地位的外国商品。?[19]??
迈锡尼文明的瓦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毁灭的迹象可能和地震有关，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一些主要的地点。同一个世纪更晚时候又出现进一步的破坏，然后是新的防御工事的建设——明显遭到了军事威胁。公元前1200年紧接着的一波破坏事件，毁坏了迈锡尼、梯林斯、底比斯以及奥尔霍迈诺斯的宫殿，稍晚更是包括皮洛斯的所有宫殿。在其他地方，原因还只是基于推测：地震活动、旱灾以及流行病，加上入侵、叛乱，以及人类贸易方式和移动方式的变迁等最终导致系统崩溃，因为宫殿系统已无法应对发生的灾难。?[20]??
在很多地方，迈锡尼文明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的早期。尽管毁坏的宫殿从来没有被重建和再利用，但是新的施工仍然时有发生，在某些地区，精英阶层还会兴盛一时。有些避难地点很容易就能守住，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公元前1100年左右，一系列新的破坏事件终结了保留下来的大部分地区。在宫殿消失后，只有村庄得以幸存，以前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比如皮洛斯，在衰败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被保留下来，基本上是普遍被遗弃。大部分的地区没有被破坏得那么严重，“恢复到小规模的，部落存在形式”。高质量的建筑风格一去不复返，连书写都完全消失。公元前10世纪是总体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最低谷。当时希腊最大的定居点可能居住了1000~2000人，然而大部分人口还是居住在小型的村庄，采取了流动性更大的生活方式。很多地点被永久废弃，国际贸易联系中断，大部分住房只能满足基本需要——只有一间屋子，坟墓的质量很差。个人墓葬成为常态，这和以前的迈锡尼时代更注重血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21]??
宫殿时期的精英都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有些人也许离开后去了东方，加入了当时活跃的海盗团伙——这和2000年之后英格兰的乡绅逃离诺曼底征服者的统治类似。为了寻求保护，他们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逃到一些偏远的地点，例如一些岛屿或者沿海地区。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些：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消失了。汲取性的上层建筑即宫殿系统建立在农业人口身上被废除并且也没有被替代。直到公元前10世纪，可能只有最大型的或者比较大的村庄保留了一些可识别的精英阶层的痕迹。
这个时期的墓葬品的特点显示，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能够获得进口的物品。实际上，社会分化和精英财富的迹象已变得如此稀少，以至埃维亚岛的来福卡迪的一座公元前10世纪的独栋建筑竟然引起了现代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热情：这座房子150英尺?[01]??长、30英尺宽，由泥砖建成，外面有木柱包围，包含了两个墓葬，并且在其中发现了一些黄金首饰。这座在几个世纪以前司空见惯的住房是这个时期、这些地点唯一的一次突出发现。?[22]??
大型建筑物、高档物品以及其他财富和地位标志物方面在铁器时代早期显而易见的稀缺与迈锡尼时期的情况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反差。不仅政治崩溃，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都衰退，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在这种环境中，对剩余进行大规模的征收和集中就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即便是在强大的机构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虽然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承受着巨大的艰辛，权贵却经历了更陡峭的下坠。这种大规模的系统崩溃不可能不大幅度地缩小早期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而且，即便新的精英集团在公元10世纪开始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在公元8世纪开始加速，后宫殿时期近乎普遍的贫困导致了悲惨的平等，并且很有可能为以后几个世纪希腊出现的顽强的平均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在第6章讨论过的、对不平等的一个少见的约束条件。
在迈锡尼宫殿系统大规模解体的2000年后，在尤卡坦半岛南部的玛雅古典文明也以同样的方式崩溃。到古典晚期（大约公元600—800年），国家的形成已经超越了单个城邦的形式：像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这类城市成为大型政治主体的中心，它们宣称对其他城市拥有统治权，并且利用访问、礼物交换和通婚等手段来吸引它们。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巨型建筑蓬勃发展，对庙宇和宫殿的大量投入把精英集团的物质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光辉灿烂的高度：人们发现，那个时期的奢侈品，包括进口的玉石和大理石，随处可见。在公元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地区实力出现衰退并且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被较小的政治实体取代。越来越大的政治冲突似乎和日益增长的剥削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阶级鸿沟同步发展。宫殿在城市间扩散，精英阶层得到加强，这反映在墓葬形式的变化上。人们开始更加强调血统，文化精英跨越政治界限发生融合，一切都指向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分层，以及很可能是物质方面的不平等。?[23]??
公元9世纪，在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区，新的建设停止了，然后就是全面的崩溃，尽管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在尤卡坦，考古学家的发现在地理和时间上具有相当高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转变事件延续了几个世纪。然而最终，社会复杂性的丧失是普遍而严重的。在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城市蒂卡尔，建筑活动在公元830年停止，80年后可能有90%的群体被认为已经离开或者失踪。其他的主要地点同样被遗弃：最大型的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较小的定居点反而维持得更久。然而再一次地，崩溃背后的原因存在着争议。现代观点认为崩溃可能是一个多因素决定的结果，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破坏了玛雅社会——最显著的因素是地方战争、人口压力、环境退化和干旱。?[24]??
无论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绝对的规模也是有据可查。和希腊迈锡尼发生过的情况类似，拥有宫殿的城市中心变成了交战中心并且最后退化成了小型的村庄。在南部内陆的中心地带，精致的行政大楼和住房建筑、寺庙和伫立的石碑统统都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文字和著名的玛雅历法系统。奢侈品的生产也停止了。精英机构、服务性的文化活动——例如对高贵血统的石碑崇拜等直接消失了。用一个现代权威的精辟评价来说，整个统治集团已经“随风而逝”了。?[25]??
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希腊不同的是，主要的北部遗址精英文化得以幸存和繁荣发展，最有名的是公元9世纪或者10世纪末的奇琴伊察以及之后的玛雅潘和图卢姆。奇琴伊察在公元11世纪经历了政治上灾难性的衰落，受长期的干旱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文化和制度延续到公元12世纪和13世纪的玛雅潘时期。然而，在南部，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一样，大规模的解体并不局限于城市中心和统治阶级，而是吞噬了普罗大众：现代学术观点认为，其人口萎缩达到85%，数百万人的基本经济被瓦解。
这提出来一个问题，玛雅系统的崩溃对资源分配如何产生影响。国家等级制度和精英文化的物质象征全面消除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导致早期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无法保持下去。尽管平民百姓的生活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混乱的伤害，然而至少在短期内，他们也可能会因被国家精英集团施加的习惯性负担的终结而受益。更具体地说，一项研究发现，公元8世纪中叶之后，来自精英背景的放射性碳元素数量急剧下降，与此相反，来自平民背景的放射性碳的数量保持了更好的持续性，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可能经历了不成比例的消耗，尽管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最好的具体数据也许来自对尤卡坦南方低地多个地点的人类遗骸的详细调查。在古典时期晚期，精英与下属的墓葬的区别和系统性的饮食特权相关：地位较高的个人会吃得更好。在公元800年之后，这两个特征都退化了，如带有日历的象形文字这类精英产品的使用变得没有那么频繁，这意味着地位的差异和物质的不平等都被压缩了。?[26]??
新世界早期的其他国家经历了类似的解体并伴随着矫正。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就够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段，墨西哥中部的特奥蒂瓦坎（现今墨西哥城的东北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6世纪或者7世纪早期，在经过了一个（由墓葬显示）社会分层日益加强的阶段后，人为的火灾摧毁了城市中心的巨大建筑。巨大的石头被搬走，雕像被破坏，碎片被扔到地上。北部和南部宫殿的地板和墙壁被烧毁，巨大的力量把公共建筑变成了碎石瓦砾。甚至一些被埋葬的骨架也会被肢解，其中的一个骨架带有显示精英地位的丰富装饰。这种行为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然而毁灭政治中心特奥蒂瓦坎的凶手身份不是很清楚：有可能在外敌入侵之前就出现了地方的动乱。这种因为不平等而针对精英和国家资产行为的意味相当明了：难以想象统治力量的系统性解体会没有伴随着控制和剥削的政治机构的解体。即使缺少文字证据，认为精英集团或多或少完好无缺地生存下来的看法和考古资料也是不相符的，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有可能已经移民或者甚至在其他的地方维持了精英的地位。?[27]??
安第斯高地的蒂亚瓦纳科文明的衰落同样如此，甚至是展现系统崩溃的一个更戏剧性的案例。位于安第斯高原，临近提提卡卡湖，海拔大约13000英尺处有一个叫蒂亚瓦纳科的城市，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从公元4世纪开始扩张并持续到公元10世纪。它有着成熟的帝国形式，首都被精心设计成一个气势雄伟的仪式中心，根据宇宙学原理保持着空间对称，被巨大的护城河包围，限制进入，也让这个中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神圣的岛屿。这个封闭的区域，不仅包含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大型仪式建筑，还有大量的住宅提供给统治者和相关的精英阶层，甚至还有墓地。精英阶层的居住区，经过精心的布置和装饰，得益于精巧的水供应系统。当地的墓葬拥有丰富的墓葬品。护城河之外的房子一般没有那么奢华，即便如此，在空间走向上始终如一地执行精心规划的路线。高质量的建筑，大范围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的呈现，意味着住在里面的阶层虽然地位低于那些隐居的精英，但还是要比农村的平民富裕得多。如果拿来和后期的印加文明做对比，这些城市周边的居民有可能属于统治家族地位较低的宗亲，或者也有可能通过虚构的亲属关系和后者联系起来。因此，帝国的蒂亚瓦纳科被明确作为统治者和为其同伙服务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中心来建设和重建的。基于这种目的，首都的规模被限制，几万人生活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内，同时可以轻易地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据我们所知，农村的平民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和铜器时代的希腊一样，手工艺人似乎是依附于该中心，专门制作只在特权阶层范围内流通的物品。由于将权贵和普通大众在空间上进行隔离，社会经济的分层得到加强。?[28]??
一些迹象表明，统治者和精英的权力在帝国的晚期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社会的不平等也增加了。然而衰退一旦开始，就会快速发展并且直到终结。像严重的干旱这类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破坏了蒂亚瓦纳科复杂的控制结构。国家崩溃了，连同它的统治者、贵族，以及仪式中心一起。首都分阶段地被遗弃，直至公元1000年被完全清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存在广泛暴力的迹象：中心东边和西边的宫殿都被摧毁了——实际上前者完全被夷为平地。和特奥蒂瓦坎的情况一样，同样一些证据显示，存在故意破坏仪式建筑的行为：象征精英权力的雕塑被污损和埋葬，这通常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宗派冲突或其他暴力源头是否对这些动荡造成了影响，仍然值得探讨，并且有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等级并没有在这些动荡中保存下来。中心的衰落伴随着内陆农业的崩溃。提提卡卡湖盆地的城市消失了数个世纪之久，政治分裂和地方化的经济活动成为常态。人口萎缩并且撤退到易于防守的区域，居住点筑起大量防御工事用来应对暴力和不安定的情况。由于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例如对剩余的征收、专业工艺的生产）以及远距离贸易统统都失去了，旧精英也因此消失了。?[29]??
在其他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崩溃如何对精英的权力和财富产生影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段，众多城市繁荣发展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整个系统在公元前1900—前1700年之间瓦解，许多地点的发展衰退或者被遗弃。再一次地，任何旧的等级和分化的制度无论如何都很难在这个过程中保存下来。?[30]??
对后人来说，系统崩溃的场面往往是最显而易见的。2400多年前，雅典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荷马史诗中获得赞美的城市在他那个年代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壮观。当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经过靠近蒂卡尔和帕伦科的玛雅遗址时，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被森林覆盖，并且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位于东南亚的吴哥窟遗址也有着同样的命运：直至20世纪早期才开始对主要遗址进行清理工作，还有柏威夏的圣剑寺遗址，一个面积达到10平方英里的巨大的城市，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曾经被高棉统治者偶尔当作居住地，位于一个现在完全不知名的地方的中间。当2008年我和一个同伴坐直升机访问它时，除了来自附近一个与世隔绝村子的几个保安和一条长蛇之外，我们是那里仅有的生命。?[31]??
由于抹去了考古遗迹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记录，这些无所不包的系统崩溃几乎无一例外让测量同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变化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与此同时，这些灾难事件强烈暗示着大规模的收缩。系统崩溃后无论不平等和剥削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必定和高度分层的帝国政治时期的现实和典型的情况相距甚远。而且，超出前精英阶层范围的普遍贫困，也会减小征收剩余的潜力，从而降低资源不平等的天花板。考虑到带来平等化的大规模动员战争、转型革命以及灾难性传染病的特殊性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崩溃也许是我们看到的全部历史中最强大的一个矫正手段。虽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许多不为人知的案例可能已经被增加进来，但是它仍然是相当少见的，考虑到这种剧烈的变化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和痛苦，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与此相反，国家结构迅速重生往往是被外部接管的结果，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结果。转型越顺利，不平等状况就越容易被保留或恢复。
“衰败会降临到你们用来寻欢作乐的宫殿里”：古代西亚的国家衰败和精英衰落
国家衰败的历史和国家存在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所谓的古王国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27世纪—前23世纪，埃及的统治者在孟菲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一直都在努力地维持着国家的统一。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国家中央集权最明显的体现。分权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和公元前21世纪早期，在北部和南部出现了两个竞争性的政治势力，地方统治者获得了自治的权力。这可能对不平等状况造成复杂的影响：地方各省的统治者和贵族获得了以前要上交到中央的资源，法老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他的内部势力却衰落了——后者在国家统一的终结阶段，质量较差的朝臣坟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因为缺少更多确凿的证据以至我们难以做进一步推测，但是最顶层受到削弱至少在理论上会缩短收入和财富分配曲线尾部最外端的距离。?[32]??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阿卡德帝国惊人的崩溃也可能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可能规模更大。从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持续不断征战掠夺来的财富，都被交给了寺庙、皇室家族和精英集团。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的土地被阿卡德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亲属以及高级朝廷官员获得。由于允许各个地区积累财产，帝国财富的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在第一章我们已经探讨过这种趋势，然而其最终的失败一定会逆转这种趋势。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阿卡德帝国以一种过于戏剧化的方式出现衰落，传说是因为帝国的过度扩张引起了一个神圣的“咒语”的诅咒（本小节标题中引用的句子就出自关键的叙述）。实际的原因其实更普通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争权夺利，加上外国的压力和干旱，动摇了阿卡德帝国的根基，苏美尔人和其他的地方政治势力重新独立，城市的疆域出现急剧的收缩。最上层精英的收入和财富必然会逐渐减少。?[33]??
通常情况下，这种收缩只是暂时的，新的帝国势力会捡起碎片直至又屈服于新的分裂者或征服者。在有着法老的埃及，“中间阶段”的分裂总是会迎来再次统一。从公元前22世纪—前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被乌尔（学界称为“乌尔三世”）、巴比伦（汉谟拉比及后来的卡西特）以及米坦尼的连续王国，以及数次改朝换代的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帝国统治。再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当玛瑞——一支位于当代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附近幼发拉底河的中等势力，在公元前1759年被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摧毁时，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在它从前的一个次级中心特卡建立起了一个新王国哈纳，有效地利用了玛瑞从前的疆域，并且从巴比伦独立出来。?[34]??
相比之下，和上一节讨论过的那种大规模的崩溃比，这还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在那些新生力量能够快速崛起并进行接管的地区。帝国分裂成几个较小的政治单位，给顶层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造成下降的压力，即使它远远算不上与更全面的崩溃形式相关的大规模矫正。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棘手的挑战：前现代社会通常不会留下足够的证据，使我们能够记录或者测量经济差距的缩减程度。然而，我们不能选择放弃或者忽视——原因很简单，相比拥有更好记录的近代或者现代社会，早期社会更有可能经历间歇性的国家衰败和权力分散。无视国家衰败内在的平等化潜力，就会忽视一种强有力的矫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是朝着这个方向，搜寻发出信号的替代数据，无论这些信号多么模糊不清。
我仅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大约在公元前1069年，经历了前面所讲的铜器时代晚期的危机后，埃及被有效地划分成位于南方的上埃及（处于底比斯的阿门神高级祭司控制之下），以及位于北方的下埃及（以塔尼斯作为中心）。利比亚军事力量的流入造成北方进一步分散。几个自治的地区性权力基地在公元前10世纪的部分时间，尤其是自公元前9世纪晚期起（这个时期通常有21~23个朝代）为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这种权力下移的过程挤压了地方精英的购买力，因为后者依赖于国家收入，与国家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来源以及来自和国家统一相关的私人资产或者经济活动的收入。萨卡拉的一个墓地，为旧都孟菲斯市的一个主要墓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相对的贫困化。这些发现来自第19代王朝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表兄弟蒂亚墓穴的一个副井，第19代王朝是公元前13世纪埃及帝国荣耀的鼎盛时期；这个副井属于蒂亚的秘书卢如德夫。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这个副井和它的内室装满了棺材和葬品。这里一共埋葬了74人，有一些装在棺材里面，有一些只是用垫子包裹着，还有一些根本就未入殓。棺材质量普遍很差：一些迹象显示曾经有盗墓者进入，但是他们似乎很快就放弃了，也许是对这一堆外表不堪的东西感到气馁。和同一时期埃及南部的棺材相比，这些棺材的做工明显要差一些：它们是用小块的木材拼凑而成，只是在关键的部位才有装饰。只有少部分有字迹，且多数要么是假的——由无意义的伪象形文字组成，要么已经腐烂到无法辨认。?[35]??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在中埃及其他几个地点，出土了一些同样粗制滥造刻有伪象形文字的棺木和只剩下木乃伊残骸的墓葬，时间大约为同一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国家中，这些墓葬反映的还是精英的实际状况，因为只有特权阶层才可以使用近似人形的木质棺材，虽然棺材的质量很差。这可以当作环境证据，证明和更稳定的南方地区相比，孟菲斯地区上流阶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出现了下降。在那个时代北方最大的中心坦尼斯的皇家陵墓，人们甚至发现了旧物品，包括礼器、珠宝和石棺等被广泛重复使用的情况。?[36]??
在当时的底比斯南部的精英阶层中间，棺材的再利用也变得很普遍。然而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精英阶层无力购买新的棺木，不如说是因为离开北部后原材料变得稀缺。并且，最重要的是，对猖獗的盗墓行为的担忧导致他们避免使用昂贵的可以被剥离的棺材部件，比如镀金，以及更重视对尸体进行细致的防腐处理——这是一项使其免于受到肉食动物的侵害的投资。从醒目的墓葬祭司礼堂向秘密的组团式墓群的转变同样支持这一解释。我们没有发现原始的证据来证明底比斯精英的贫困，考虑到这个由阿门神的祭司领导的集团不仅控制了埃及的一大部分，而且抢夺了以前的皇家陵墓里的财宝，因此他们并不缺少收入来源。在这方面，他们和北方的贵族不同，北方地区由于出现了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精英阶层的收入和支出受到抑制，严重依赖精英阶层消费能力的专业工艺技能因此被削弱。?[37]??
我选择这个例子来说明在有限的国家衰败的环境中识别矫正迹象的困难。全面的系统崩溃通常能提供考古学的证据，用来证明收入和财富差距受到侵蚀。相比之下，不太明显的混乱，在经常是零星的和模棱两可的代替数据里，并不能留下类似的坚实的痕迹。在这些情况下，别说要测量不平等的总体缩减，即使是寻找精英财富变化趋势的任何尝试，必然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通常无法超越猜想的程度。这里还涉及一些严重的解释性问题，最明显的是已经大量讨论过的把丧葬习俗和其他储存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的风险，以及凭借特定发现进行归纳的做法是否合理的问题。对来自埃及第三中间时期的墓葬材料的思考，把我们带到了（也许能够超越）对不平等的研究能够推进到的极限。由政治分裂驱动的矫正多发生在前现代社会，是一种潜在的普遍现象，对现代观察者来说，其大部分将永远地被掩盖。在不平等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暗物质”，几乎可以确定其存在但是难以准确定位。
“国家破碎不堪”：索马里式的当代国家衰败
很多历史证据的局限性无论多么严重，都会给我们的论点提供支持——前现代掠夺型国家的暴力解体，由于剥夺了原有精英的财产和权力，会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最近的历史中，或者说，在当今的世界，是否还能看到这种矫正方式？乍一看，答案有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在第6章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更倾向于提高而不是降低不平等程度。虽然这些冲突会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力，但很少出现国家治理的崩溃或者整体社会经济规模缩减的情况，我刚刚讨论过的一些戏剧性的前现代案例就是证据。
然而，当代有一些至少有可能更接近的案例。东部非洲的索马里通常被认为是最近出现的国家崩溃的最重要的例子。当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政权在1991年被推翻后，国家分裂成多个对立的派别和地区，并且一直缺少最顶层的政府机构。在北方出现了索马里兰和邦特兰这样的“国家”，其余的地区则断断续续地由军阀、民兵（包括“圣战”组织“青年党”）或者来自周边国家的部队控制。只是在最近几年，名义上的联邦政府开始对摩加迪沙进行控制。
人民的福利水平普遍很低。一项对阿拉伯国家（广义的）贫困的研究基于儿童死亡率、营养、入学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这些因素，将索马里排在最后一位。由于严重缺乏数据，最近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排名并没有把这个国家包含在内——除了在一个多维的贫困指数排名中，索马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得分第六低的国家。它还是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比例第六高的国家。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索马里是如此的“破败”，正如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在一次访谈中所说。?[38]??
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中央政府的衰落和国家的分裂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由于证据不足，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必然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采取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背景下进行观察时，多个指标显示，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不平等方面都做得相当不错。
出现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结果的原因在于，到1991年的时候，环境已经极度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居民。在1969—1991年的西亚德·巴雷统治时期，采矿业的收益由独裁者及其盟友独占是政府唯一的和最重要的目的。尽管最初实行的政策是无宗派主义政策，巴雷最终还是偏向自己的家族和支持他的人，同时残暴地对待其他人，把他们当作榨取的对象。对对立群体采取暴力手段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土地改革使政客和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商人从中获益。政府官员及其亲信剥离他们资产的国有化业务，汲取大量的公共开支，而公共开支的90%最终流向行政机关和军队。来源于“冷战”对抗和难民控制的外国援助都转移到了执政者手上。
即使是按照这个地区不令人羡慕的标准，腐败也是极为严重的。高级官员和巴雷家族洗劫了最大银行的储备，最终导致银行破产。唯一的国有银行为了迎合在政治上互相关联的精英集团的需要，故意高估索马里货币，使购买进口货的富裕的消费者获益，出口货物（比如肉类）的穷人则受到伤害。经营着一个“看门人国家”，巴雷政权控制了这个国家财富的流入和流出。总而言之，这些邪恶的干预在摩加迪沙内部以及在首都和其他地区之间制造了不平等。这一政权用于社会服务的开支极少。因此，即使在中央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公共物品大部分还是要由非正规部门以及地方机构或团体，比如家族网络提供。占劳动力大多数的牧民被忽视并且受到最严重的剥削，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公共资金。?[39]??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的失落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分裂甚至减少了暴力，尤其在外国军队撤出的1995年至埃塞俄比亚入侵的2006年间：暴力冲突集中在1990—1995年，此时国家开始实质性的解体，2006—2009年，努力重建它的势头首次聚集。尽管也会有军阀和民兵组织向平民收取租金，然而由于受到规模和竞争的限制，平民的负担比独裁时期要低得多，税、贸易和商业面临的障碍比以前少很多。因此，按多个测度标准对比西非国家的生活水平，索马里曾多次超越或者赶上两个接壤的国家。在国家崩溃后，大部分发展指标都改善了，仅有的例外是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是由于接受的外国援助减少而非政府服务出现了变化。一次对索马里和41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13项发展指标的比较显示，在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年，尽管索马里在全部有记录的指标中的排名都很糟糕，然而现在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明显相对于许多其他的国家，索马里都取得了进步。在对大约同一时间经历战争或经历和平的国家进行比较时，情况就是如此。?[40]??
可以预期的是，有两个因素压低了国家崩溃后索马里的不平等水平：（1）国家统一时期从地租中获益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精英消失了；（2）歧视农村人口、偏向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系统性政策被取消。无论如何，还是有极少的现实数据与这种预期一致。1997年索马里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低于同期的邻国（0.47）以及西非国家（0.45）。标准化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记录了索马里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早期出现了下降，尽管不确定性的范围很大。我们很难知道，应该给最近估计的索马里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3~0.46的结果多大的权重，和1997年不同的是，其缺少中央政府的治理。考虑到证据的性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其他福利指标的改善和一个腐败和残暴的政府的灭亡是相关的：巴雷时代的索马里，政府实际上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国家崩溃带来的矫正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即便如此，索马里的例子至少为本章的总体观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41]??
掠夺型国家都是相似的，每一次崩溃都以它自己的方式矫正不平等……
巴雷统治下的索马里的经验具有更广泛的价值。和现代的西方社会相比，不发达世界中的掠夺型或者“吸血鬼”型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统治传统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它是高水平的精英掠夺和低水平的公共物品供应的结合体。可以确定的是，有多个事项需要注意。前现代国家普遍没有受到索马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这限制了给它们国民造成的伤害的大小。而且，这也是我对掠夺型国家所做的“托尔斯泰式”定义所必需的，在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它们和前现代国家有本质的不同。没有四海皆准的原理。然而，很容易看出，一个贪婪的国家的终结，如何为人类整体的福利（特别是在不平等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无论多少居民宁愿有令人憎恶的政府而不是没有政府。有一个经济模型显示，一个肆无忌惮的掠夺型政府有可能比无政府状态更加不利于大众获得福利。?[42]??
在某些情况下，崩溃使每个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从而影响到不平等状况——但是富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整体复杂性大幅度下降，就像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后古典时期的尤卡坦，或者后蒂瓦纳科时期提提卡卡盆地最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中断更可能仅限于政治领域，就像最近的索马里的情况，矫正并不一定和生活水准的广泛下降相关，而更多的是通过影响顶层集团来实现的。安全的环境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国家衰败造成的分配结果也许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它是否将民众暴露在外来的侵略性掠夺之下（例如草原游牧民族对农业社会的入侵），或者影响没有那么严重。然而，尽管矫正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总的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国家的等级制度和压榨机构的暴力性终结会造成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国家和文明的崩溃代表着不平等矫正世界史的第三个，也是最古老、游历最广的末日骑士：他能够把不平等踩于脚下，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