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学毕业以来，我一直得益于三位教授的言传身教。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虽然它基本上是我通过个人努力取得的成果。三位教授对我的影响不只是在专业上，还体现在个人事务上。从本书涉及的问题和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都可以看到他们对我的影响。就连我选择现在这个职业，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本书的献词页上，正是因为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之所以仍然待在当前这个领域，是因为莱恩·伯克维茨（LenBerkowitz）。读了一年的研究生后，我打算放弃，并开始四处找工作。但是，找到工作之后，我仍在四处寻找，希望觅得有意义的事情。莱恩为我找到了一个能继续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机会。他安排我跟着牛津大学的亨利·塔吉费尔（HenriTajfel），做为期一年的研究助理工作。莱恩希望我能从中找到人生的真谛，他是对的。
我能留在这个领域，还应该感谢孟山都公司。他们提供了两个工作岗位任我选择，其中一个是公共关系部门的副职。该部门的负责人在面试过程中明确表示他愿意给我这份工作，但他同时建议我不要接受。他认为孟山都公司无法满足我的学术兴趣，我应该先完成博士学业。他确实发出了工作邀请，而我也接受了他的建议。
亨利·塔吉费尔同样让我心怀感激。亨利是一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有点儿疯狂的波兰裔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战俘营待过5年。亨利善于发现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当时他在正着手研究与群体内部关系有关的重要问题。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我发现我们做的研究令人兴奋不已，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我决定继续从事研究。亨利带着我和尼克·约翰逊（NickJohnson）参加了后来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协会在其创立早期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规模很小，与会人员都是欧洲的“主席”，只有我和尼克是学生——亨利不相信规则。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了谢尔盖·莫斯科维奇。
事实证明，谢尔盖是对我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也是经历过“二战”的东欧犹太人，知识渊博，受过高等教育，从科学史、政治学到社会学无所不精。谢尔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少数派意见的潜在力量。我很幸运地从他那里得到了成为客座教授的机会，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亨利又给了我同样的机会。时间是有先见之明的。当时，谢尔盖刚刚完成了第一个关于少数派观点如何说服他人的实验研究。
在个人事务方面，这三位教授也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莱恩于我尤其重要。每当我冲动地想要做出改变时，他就会给我明智的忠告，把我留在这个研究领域。在我遇到困难（比如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之时，或者在我准备做出愚蠢决定之时，他都会帮助我。亨利阅历丰富，对不幸的理解可能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深刻。但是，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幽默感。在他亲切的注视下，我们被自负冲昏头脑时做出的所有可笑行为都无所遁形。但是，当讨论社会认同、偏见和群体间关系等话题时，我们的谈话总是很严肃。30年来，无论是换工作、结婚，还是遭遇生活中的各种坎坷，谢尔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忠告。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是最复杂的人之一。在我看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影响力和权力，而且他从不会脱离现实，凭臆想研究这些问题。他告诉我，所有研究都必须适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
现在，三位对我恩重如山的教授都先后辞世了，其中莱恩是在我撰写这篇致谢时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沉痛地悼念他们！
除此以外，密尔特·罗森伯格（MiltRosenberg）、卡尔·韦克（Karl Weick）和鲍勃·扎荣茨（Bob Zajonc）三位教授也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对我的思想、职业和个人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感谢我这些年来认识的优秀学生：基思·布朗、辛西娅·奇利斯、杰夫·恩迪科特、杰克·冈卡罗、朱丽·关、奥弗拉·梅斯勒斯、亚历克斯·奥康纳、朗达·帕贾克、约翰·罗杰斯、杰夫·谢尔曼和乔尔·瓦希特勒。我打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对我的个人生活而言，没有人比我的两个孩子布伦丹（Brendan）和劳伦（Lauren）更重要了。他们都是我养育长大的，但他们的非凡成就都是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取得的，我甚至认为他们的独立性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们是真正教会我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人，还教会了我如何去爱。
写作本书是一个漫长的反思过程。在此期间，我接受了外科手术、大量的医学检查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考验。自始至终，我都要感谢我的经纪人马克斯·布罗克曼（MaxBrockman）。从他联系我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是我的一盏指路明灯。他是一个真正友善的人，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工作出色。还有我的英文版图书编辑T.J.凯莱赫（T.J.Kelleher）。在我们第一次通电话时，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和他的助理编辑海伦妮·巴泰勒米（HeleneBarthelemy）对我的帮助都无法估量。
我也要感谢乔纳·莱勒（JonahLenrer），因为他的访谈和书籍，特别是他发表在《纽约客》（New Yorker ）杂志上的那篇文章，都提到了我的研究，引起了马克斯·布罗克曼对我的关注。还有我以前的研究生亚历克斯·奥康纳（AlexO’connor），他的渊博知识在检查我的手稿和本书参考文献的准确性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他还就哪些内容有价值及哪些内容没什么意义，给我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意见。我还要感谢阿比盖尔·霍奇根·雷诺兹基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学院院长卡拉·黑塞（CarlaHesse），感谢他们提供了支付给亚历克斯的大部分资金。
我还要感谢国际妇女论坛北加州分会的许多成员，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多次采访机会和大力支持。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优秀的医生，他们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聪明和最体贴的人。在一些阴暗的日子里，他们让我开怀大笑。谢谢你们，杰西·多赫曼和雅各布·约翰逊！
最后，我要感谢旧金山所有的咖啡馆。他们的服务人员太好了，哪怕我只买了几杯咖啡，也允许我在电脑前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或许我还应该感谢我的理疗师彼得·罗斯布拉特（PeterRothblatt）。我每次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他都能让我的双肩和颈部得到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