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你面对的持异议者相信他自己的立场，有勇气发表不同意见，并且坚持不懈时，你才会认真考虑你自己错误的可能性，至少你会开始调查信息和问题的复杂性。就像第一次形成一个观点一样，你会着手搜寻信息并考虑备选方案。你会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你会考虑多种可能性。你不是在闲聊、交朋友，也不是在做智力练习，而是在思考。虚假的异议不会激发这种思维方式。事实上，本书回顾的早期研究表明，“虚假”的异议激发的思考只会强化人们最初的立场，而不会促使他们考虑该立场的弊端。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你就会知道我们都心存偏见，并且过分地相信自己的理性和独立性。我们认为自己评估信息的方式公平合理，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相对公正，我们认为知识加上善意就可以发现真理。如果再进一步，你就会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在选择信息和考虑备选方案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你会发现自己不完美，经常失败。培训和教育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这还不够。学习和善意不能保证我们在思考时不带有偏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更好的做法是，让一个真实想法与我们不同的人，直接对我们的想法和思考方式发起挑战。
一些公司认真考虑了这种方法，并创建相应的流程，在决策的各个阶段广纳异议。一家新兴的对冲基金公司——芬奇伍德资本就是其中之一。我有机会采访了该公司的创始人安库尔·卢特拉（AnkurLuthra）和高级分析师布兰登·内梅斯（BrendanNemeth）。他们对公司的决策过程进行认真思考。
许多公司看重的是能想出好主意的聪明人，而卢特拉和内梅斯则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尤其是消除偏见的重要性。他们的程序缜密并且可复制。有工程学背景的卢特拉希望他们的程序是由数据驱动的。
以他们的创意产生程序为例。芬奇伍德资本有一个主题日，当天他们会讨论某个领域（例如互联网安全）的整体情况，并考虑哪些公司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赢家和输家。在对该投资领域和特定股票进行调研之后，主要提议者会撰写一份一次性报告，指出哪些项目有投资前景。
在本书看来，这个程序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提议者需要正式阐述他所支持立场的缺点。报告包含一个叫作“预先检验”（PreMortem）的部分，提议者会在这个部分概述项目的风险，分析这笔投资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哪些损失。不过，预先检验只是他们考虑负面影响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环节，提议者还会与读过这份报告的同事一起为这个提议辩护。完成这些环节之后，他们才会决定是否对该投资项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深入尽职调查阶段涉及两份关键文件：投资备忘录和反对备忘录。反对备忘录是从反对该投资项目的角度写的，对相关的投资风险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例如，如果芬奇伍德资本想要购买XYZ股票（做多），则反对备忘录主张“做空”该股票。这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智力练习，而是更接近真实异议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提议者也是持异议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在撰写这份报告时认真思考，提出有说服力的反对理由。该公司期望提议者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思考之后不是写出干巴巴的几段话，也还是简单地列出几个要点，说明公司在这项投资中可能会亏损多少钱，而是期望他写出一份八九页的立场鲜明的报告，供其他人阅读并做出回应。争论和辩论都受到极大的鼓励。
反对备忘录和随后的讨论，似乎对芬奇伍德资本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本书之所以对他们的创新性流程特别感兴趣，也是因为他们证明了异议有助于激发发散性思维。卢特拉和内梅斯跟我说，他们曾考虑投资一家软件公司。我们假设这家公司叫作ABC，它的收入增长很快，销售与营销模型的效率很高。卢特拉和内梅斯都十分支持投资这家公司，但根据他们的流程，他们仍然撰写了一份反对备忘录。尽管他们本身的立场是支持投资这家公司，但在这份报告中他们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并陈述了若干理由。其中一条理由是，在过去几年里竞争并不激烈，但在不久的将来会趋于白热化，而且微软公司将凭借其发布的最新产品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卢特拉和内梅斯对于投资ABC的决策非常放心，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尽职调查。他们下载并试用了竞争产品，包括微软的产品，并确信ABC的产品更胜一筹。这是一个足够好的投资理由。不仅如此，反对备忘录还促使他们考虑到未来和其他可能性。在找到一个指示牌之后，他们决定定期检查竞争态势，对微软发布新产品的动向尤为警惕。他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审慎的立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随时做出改变。
事实证明，微软后来确实升级了它的产品。幸运的是，在反对备忘录的激励之下，芬奇伍德资本一直高度关注微软的动态。他们下载了微软的新产品，经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发现该产品有了很大的改进，而其他投资公司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经过深入讨论，他们认为现在的投资风险大于投资收益。于是，他们卖掉了ABC公司的股票，避免了重大损失。而其他投资公司才发现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由此可见，芬奇伍德资本的优势之一是，通过撰写和讨论不同意见而激发的思考，为他们指明了投资方向。这个流程与真实的异议并不完全相同，但很接近。
在历史转折时期，即使是罗马天主教会也开始接受异议，而不再依赖魔鬼代言人法。1983年，罗马天主教会简化了追封圣徒的方法，取消了魔鬼代言人的传统立场。一些人担心这样做会大大压缩异议的空间。但教会在为追封下一个圣徒而考察特蕾莎修女（MotherTeresa）时，引入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请特蕾莎修女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发表真实的异议。特蕾莎是印度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一名罗马天主教修女，她因帮助印度最贫穷的穷人和那些感染艾滋病、麻风病等致命疾病的人而在国际上广受赞誉。
这位最严厉的批评者就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Hitchens），他是一位散文家、作家及宗教、文学和社会评论家。以对抗式风格闻名的希钦斯曾批评过特蕾莎修女，甚至说她是骗子。在收到邀请前往陈述反对特蕾莎修女被追封为圣徒的理由后，希钦斯意气风发地接受了。他提出的一个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想要说服人们皈依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希钦斯认为这种行为不够圣洁。
罗马天主教会放弃魔鬼代言人法，改为邀请真正的持异议者发表真实的异议，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变化。教会认真听取了希钦斯的意见，尽管他们最后认为“他的理由无关紧要”。但是，我猜测希钦斯的批评促进了更严谨的证据审查和催生了更好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