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是，异议能激发我们的发散性思维——从多个方向搜寻信息和考虑可选方案，采用更多的策略，拥有比独立思考时更加开放的思路。因此，异议有助于提升团队的表现和决策质量。本书第三部分将更加全面地记录我们的这些发现，不过，我们也可以从电影《十二怒汉》中找到充分的例证。
在第3章，通过对这部电影的讨论，我们知道异议如何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亨利·方达饰演的唯一一个支持“无罪”裁决的陪审员，成功地说服了其他11位陪审员。电影展示了他是如何通过一些巧妙手段取得成功的，还描述了异议的一个更重要的好处——它可以激发发散性思维，它对提升决策质量也必不可少。
电影一开始，支持“有罪”判决的11位陪审员觉得根本没必要讨论，因为这显然是一起一级谋杀案。我们可能会预期他们迅速做出判断，打压持异议者，使后者屈服，最终做出“有罪”裁决。但是，由于方达饰演的角色提出了异议，我们预期的情况没有发生。
再次说明，这桩案件似乎铁证如山。该案件共有两名目击者，其中一个老人就住在犯罪现场的楼下。他作证说自己听到了打斗声，还听到“这个孩子”（被告）对他的父亲说，“我要杀了你！”然后，这位老人就听到有人倒在地上。他跑到门口，看见被告正在下楼，就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发现被告的父亲胸口插着一把刀。李·科布（LeeJ. Cobb）饰演的那名陪审员认为这些都是“事实”，没什么可讨论的。但是，由于方达坚持不懈地提出异议，并反复追问“难道他们就不会犯错吗？”，促使陪审员开始产生发散性思维。
陪审员要来了一份公寓布局图，查看了房间的尺寸，并再次听取了老人的证词。在模拟老人描述的情况之后，他们就老人在听到有人倒地后跑到门口并看到被告下楼所需的时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发现，这位年迈的目击者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到达门口。他们还考虑了从旁边经过的火车发出的巨大噪声，他们由此认定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准确地听到人体倒地的声音。这些发现使他们对这位目击者的证词产生了怀疑。方达提出的异议促使陪审团搜寻更多的信息（公寓布局图），使用更多的策略来评估证词的准确性（场景模拟再现），注意到其他潜在相关的事实（火车的轰鸣声），并考虑了其他可能性，比如目击者可能的动机或误解。
相较于电影世界中，我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展现异议影响力的纯粹案例，因为现实事件的发生通常有多重原因和结果。不过，爱德华·斯诺登的例子似乎是展示某些原则的作用机制的媒介。斯诺登在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监控活动的相关文件时，处于少数派立场。他挑战权威，也挑战了不相信自己的隐私受到政府监控的民众。斯诺登之所以站到了多数人的对立面，并不是因为他泄露了机密（泄密事件只是导火索），而是因为他挑战了多数人的信念——他们认为政府收集个人信息是出于善意。斯诺登的异见有两个诉求，一是揭露政府行为，二是主张隐私权。斯诺登的立场是，监视系统的使用是对公众宪法权利的践踏。在第2章中，我们讨论了他说服别人改变想法的能力。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他提出的异议是如何激发发散性思维的。
爱德华·斯诺登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2013年5月，当他公布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系统的机密文件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斥责他。媒体和政府对他恶语相向，政客和自称专家的人也视其为叛徒。他们都谴责斯诺登泄露了机密文件，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除了投票、调查结果或监视系统发生的实际变化以外，很难看出异议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可以从棱镜门事件找出一些证据，证明斯诺登改变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系统的看法，尽管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更重要的是，棱镜门事件证明了异议确实具有本章描述的更广泛的影响力。斯诺登改变了我们对该事件及其他问题的看法，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就是一个例子。
奥巴马总统曾积极为监控计划辩护，但他在这次演讲中表明，他转变了立场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这位监控计划的首席辩护官变成了一个从不同方面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在斯诺登泄密后的7个月里，奥巴马咨询了很多人的意见，包括监管委员会、外国合作伙伴、行业领袖，甚至是怀疑论者，从各个方面搜集信息。奥巴马在演讲中巧妙地总结了反对意见。他知道在有效收集情报的同时保护隐私权将面临重重困难，他也知道监控系统对企业风险投资、美国与其他政府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民的信任会造成哪些后果。无论敌友，都对奥巴马综合考虑多种利益和观点的能力交口称赞。用本书的术语说，奥巴马总统在考虑各种立场的根本原因时，从一味捍卫监控系统的收敛性思维转变为发散性思维。他认识到这不只是非法泄露机密信息的问题，还要从商业、外交政策和国内信任方面对监视与隐私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
在棱镜门事件后，还有其他关于发散性思维的证据。普通民众开始搜寻新信息，并从隐私权视角考虑许多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会从运送包裹、帮助消防队员或房地产经纪人等方面考虑无人机的能力，而现在我们也看到无人机有可能入侵我们的领空，打扰我们的和平与安宁。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会点击一个网站的“同意”按钮，而没有考虑到这其实是在允许它们大规模追踪和使用我们的个人数据，而现在我们更加关心个人数据的存储与使用。许多美国人还回顾了从美国开国元勋到丘奇委员会 [1] 的历史，其中越南战争期间监控系统与情报滥用所造成的危害向我们发出了警示。
棱镜门事件发生后，我去旧金山教会区的一家小电影院观看了纪录片《魔鬼藏在同意书》（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Apply ），并与咖啡馆里的人（其中包括谷歌公司的一位创始人）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们探讨了无人机的利弊、政府部门监控和互联网时代的隐私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要不是爱德华·斯诺登提出的异议启发了我，我不会做出这些观察和进行这些讨论，当然，我也不会去那家小电影院。我们都在用发散性方式进行思考，我们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也更加细致。
现实生活中的故事都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2013年之后，美国人开始广泛搜索关于隐私权和国家安全的信息，这无疑有很多原因。但是，爱德华·斯诺登的观点和行为很有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异议会刺激人们从问题的两个方面搜索信息，在随后的思考过程中还有可能考虑到其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