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再表明，持异议者具有“隐性”影响力。总的来说，他们在私下里比在公开场合更有可能改变人们的态度。他们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即使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这种影响力。
我们在模拟陪审团审议过程的研究中，多次发现这种模式。如果持异议者不妥协，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多数派不仅不会让步，还会被激怒。但是，从实验反复呈现出的模式看，他们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有时甚至是在短短10分钟之后，又或者虽然在审议过程中他们的态度一直没有变化。参与者通常不会直接承认这种变化，但如果研究者改变问题的措辞，从他们的回答中就能看出他们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研究者可以用“如果……会怎么样？”这种假设性问题向他们提问，比如，“如果原告要求赔偿金加倍，该怎么办？”这就给多数派提供了一块“遮羞布”，让他们可以在免于承认被持异议者说服的情况下改变主意。
一旦意识到异议改变他人想法与心理的能力强于公开证据支持的程度，我们就会理解“敢于直言”或者挑战共识具有什么样的威力。我们有可能说服他们，即使他们不会公开承认。不仅在重要问题上，在一些琐碎问题上我们同样具有这种影响力。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事为例。35岁那年，我以全职教授的身份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满心以为这里应该有一种重视言论自由、独立性，甚至欢迎异议的文化氛围。我们的办公室都很简朴，以致达到了简陋的程度，因此我准备在我的办公室里铺一块地毯。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同事明确地提醒我，所有办公室都是一样的。而且，这是有原因的：平等似乎比自由更受重视。
我没有理会同事主动提供的这条意见。我是一名终身教授，这个身份对我的特立独行多少有些保护作用。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注意到有一位同事也在他的办公室里铺了一块地毯。之后，同事们接二连三地这样做了。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里都铺上了地毯。有的办公室放上了咖啡机，有的办公室的墙壁被漆成鲜艳的颜色，有的还进行了艺术装饰。这些小变化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忍气吞声地做出让步或者妥协，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依据自己的想法率性而为会有什么好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让步或妥协不会得到人们的赞誉。我敢确定，没人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办公室不能铺地毯的禁令源自何处。
即使在我们用蓝色幻灯片完成的第一个实验研究中，异议特有的隐性影响力也显而易见。该研究指向的都是最重要且反复出现、不停扩展的问题和发现，因此我经常提到它。它证明了异议如何改变我们的所见，包括我们对某个东西是蓝色还是绿色的判断。此外，它还证明了异议的隐性影响力，因为它表明私下里的态度变化甚至比公开层面上的还大。
回想一下在那项研究中，两名持异议者——一个坚持立场，另一个未坚持立场——把蓝色幻灯片说成是绿色的，其中坚持立场的持异议者成功说服9%的多数派成员公开判断那些蓝色幻灯片是绿色的。但是，实验并未就此结束。在对这些蓝色幻灯片做出判断之后，参与者又接到了另一项任务。
在完成一项公开的判断任务之后，每个参与者都拿到了一堆蓝绿色的色卡，就像你在油漆店看到的样品。所有色卡都是“蓝绿色”的，但它们的颜色从很蓝到很绿不等。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将随机分配给他们的这些色卡分成两堆，蓝色的放一堆，绿色的放一堆。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判断出每个蓝绿色色卡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参与者与坚持立场的少数派（反复地将蓝色幻灯片说成绿色的人）有过接触，他们对色卡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的判断就会发生变化。与没有接触过持异议者的人相比，他们将更多的色卡放到了绿色堆中。这些人尽管没有公开地把那些蓝色幻灯片说成是绿色的，但他们对什么是蓝色、什么是绿色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少数派坚持到底的判断，即使是错误的，也说服了远超9%的多数派成员，使他们在公开层面上做出了“绿色”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