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红十字会的八卦吧，得有一百多年那么久的老八卦，有点长，不过你们反正也没别的事对吧？
中国最早得知“红十字会”的概念，是从清末开始。曾纪泽在考察英、法之后，特意写了篇介绍说：“舆旁绘十字架，盖以红布。剪十字之式缀于舆上，异夫亦剪十字缀于衣襟，则虽经历敌军不加害焉，此西洋之公例也。”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赤十字社积极参与战场救治，表现活跃，引起了中方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申报》从1898年5月到1899年4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红十字会的普及文章，让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人道组织的设立意义与职能。受此风潮的影响，一个叫孙淦的大阪华侨，向驻日公使裕庚提交了一份申请，恳请总理衙门设立中国红十字会。
总理衙门对这个想法十分赞赏，然后果断拒绝了他。一个小小华侨上书，想新添一个衙门？你好大面子！
不过孙淦的努力，也不算白费，至少让大清官员们认识到红会是什么。到了1899年5月，清廷派杨儒去荷兰参加海牙减兵保和大会，主要大会一共四项议题：《和解公断条约》、《陆战战例条约》、《推广日内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和《禁用猛力军火声明》。
其中《推广日内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正是国际红十字会提出来的。按照杨儒的意思，这项最好缓签，万一中国与外国交战，就得允许红十字会人员进入战场救护，而且交战双方有义务救助落水兵员，咱们人少舰弱，平白承担这个责任，怕是操作起来太复杂。
他的意见发回国内，总理衙门研究了一通，回电指示：“这个红十字会的条约，还是得签！” 官方理由是：红十字会是人道组织，中国拒绝签这个，国际上影响太坏。但总理衙门私下里对杨儒解释说：“虽为中国水陆军向来无所势，难独共，不妨示以善与人同好，行其德之意。”
就是说，咱大清军队弱得一逼，人家要来，拦也拦不住，还不如卖个面子，赚点好名声。
为了说服国内，总理衙门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说红十字会的理念是从墨子“兼爱非攻”里来的，咱们是理念起源国，签了它，就说明中华思想行于寰球，多好啊。
于是杨儒便代表清廷，在这一项上签字画押，成为中国官方与红十字会的第一次合作。
既然签了红十字会的条约，就必须有对等的执行机构。杨儒建议效仿日本赤十字社的运行经验，中国也搞一个人道组织。杨儒的报告里指出，这个组织的核心精神在于官倡民办——即由官府出面倡导组织，但性质上属于民间组织，官府不参与经营。所有维持费用不从公帑拨付，而是靠会员与有志者捐资。
总理衙门对这个想法十分赞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不过这个“官倡民办”的根子，到底残留了下来，在日后爆发了好大一场风波。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双方在中国东北地区激烈交战，清政府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两边军队烧杀掳掠，戕害关外军民，被害极广。各国纷纷派遣红十字会救援当地侨民，清廷也派了轮船去救援，结果俄方声称这不是红十字会的船，不予保护。消息传到上海，舆论哗然，纷纷批评清廷无所作为。这场浪潮，终于惊动了一位高人。
此人姓沈，名敦儒，家里世代在宁波经营茶商业。他父亲是崇厚的幕僚，五口通商之后全家迁来上海居住。沈敦儒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很小就去了英国游学，还在剑桥读过书——可惜是肄业。有这种背景，沈敦儒成了国内炙手可热的洋务人才，在刘坤一手下办理洋务，官至上海记名海关道。他跟江南士绅、满清朝廷和洋人之间都吃得开，长袖善舞，人称“江南第一红道台”。
沈敦和听闻俄人拦截轮船事件，大为气愤。他觉得再不成立中国的红十字会，日后麻烦更多。而朝廷迟迟不议，他决定自己单干，遂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人联手，动用各路人脉，在1904年3月3日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善堂，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与会者二十二人，先筹资十万两，在上海设立总局，在京、津设立分局，主要任务是将困守东北的南方同胞解救出来。
可惜这个“红十字会”的出身先天不足。当时国际红十字总会对各国组织有要求，一来要求一国只有一会；二来要求须有本国政府背书；三来该国政府须签署日内瓦公约。而这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一个条件都达不到，所以在东北战场上步履维艰，交战国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红十字会身份。
就在沈敦和濒临绝望之时，忽然一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
在如今辽宁海城以西25公里处，有个地方叫牛庄。这里地方不大，地理位置却很重要，西通锦州、山海关，南接营口。当年甲午之战，湘军曾在这里与日军殊死一搏，虽然败北，但属于为数不多的亮点战斗。
这一次日俄战争再起，东三省的外国传教士为了避开战乱，全都聚到了牛庄这里，划出个安全区，不许日俄两军靠近。
沈敦和与上海传教士的圈子很熟，自然也听说了这个消息。这事乍一听，似乎跟红十字会八竿子大不找。可沈敦和什么脑子，立刻想到一条绝妙的主意。
他请来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这人的事迹你们自己去搜吧，也是牛逼闪闪——穿针引线，把电报拍到了牛庄，询问这些牛庄传教士是否愿意以有组织的方式救助难民。
传教士们很快复电表示同意。随即沈敦和双管齐下，一面去找英德美法四国驻沪领事，寻求支持；一面去找朝廷，联络到了商约大臣吕海寰、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以及更为著名的清末重臣——盛宣怀。
对驻沪领事，沈敦和说的是牛庄传教士有卷入战乱之虞，这些传教士国籍不同，各国使馆难以一一救援，何妨由民间成立人道组织，出面庇护，而最具庇护力的组织，自然是国际红十字会；对于朝廷，沈敦和则说，本朝虽然局外中立，但不妨挟牛庄洋人之威，压服日俄，解救军民。
电报牛庄，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招妙手。中洋混杂，内外合力，无论是列强还是清政府都觉得可行，事情就这样成了。
沈敦和运作了一阵后，宣布废去“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重新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 ”。1904年 3月 10日 , 中 、英 、法 、德 、美五国人士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召开会议，宣布正式成立。3月 17日 , 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便是后来的中国红十字会。
支会成立之初，与会董事们凑出了五万两白银，先行去东北救人，然后向全国发表 《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 》，一则可以筹集善款，二则也借此宣布已获政府承认。因为这封通电的领衔署名，不是沈敦和，而是商约大臣吕海寰。
通电既出，反响极大。各省督抚大员士绅纷纷慷慨解囊，报章无不踊跃报道。红十字会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一件事就是在营口设立红十字分会，也叫牛庄分会，便于东北难民渡海运输。然后又设立了烟台分会，便于接受难民上陆。两个分会这么一接，救济线便畅通了。
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冷知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上海，它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分会，分别是营口和烟台。
两处分会设立之后，东北地区的其他分会也渐次设立。在整个日俄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救济难民总数达 46万7千多人，可以说是善功彪炳，大得好评。就连慈禧太后都发下懿旨：“此会医治战地受伤军士，并拯被难人民，实称善举。现经中国官绅筹款前往开办，深惬朝廷轮恤之怀，著颁发内努银十万两，以资经费，传谕该员绅等，尽心经理，切实筹办。”
战事结束之后，沈敦儒喘了口气，正琢磨接下来红十字会该如何“尽心经理”，没想到突然接到朝廷通知。通知说皇上要筹建红十字会啦。
等等，筹建？现在不是有一个了吗？
沈敦儒赶紧一打听，才发现这里面误会大了。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朝里有三个人出力甚多：吕海寰、吴重熹以及盛宣怀。其中吕海寰还出面领衔发出通电。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大误会。这三位大员，一直认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个临时组织，纯粹是日俄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救援而存在的。如今战争结束，这个组织自然也就该撤销了。
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表现非常亮眼，三位大员——尤其是盛宣怀——觉得此法可效，中国该有这么个组织，很多事就不用朝廷出人出钱了。于是在1907年 , 盛宣怀、吕海寰、吴重熹向光绪帝上了一道 《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 》，核心意思就一条：有鉴于日俄战争的经验，中国有必要创办自己的红十字会。
皇上皇太后并没有立刻准奏，而是下旨让徐世昌再调研一下。徐世昌很快回复，大力支持。盛宣怀、吕海寰、吴重熹再次上书，这一次他们把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六条都拟出来了，而且还提出了关键一句：惟会务头绪繁多，关系中外交涉 ，可否简派大臣作为会长 ，以昭郑重 。如蒙俞允，即由会长督率该董等妥为筹办 。”
简单一句话，这个红十字会，得是官办，会长必须是官员。此职事关外交，官员级别还不能低。
就盛宣怀你吧。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就此正式成立，会长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兼任，级别相当高。
沈敦和听到这个消息，有点懵。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得好好的，怎么又成了非法组织了？你要成立也可以，可各国红十字会向来都是民办，您盛杏荪一个封疆大吏，跟这凑什么热闹？
紧接着，他又听到一个消息：大清帝国红十字会要划归陆军部统属——这就更麻烦了。归了陆军部，等于只承担本国军队出征的各项救护，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宗旨不符，各国更不会承认其红会身份，等于白干。
沈敦和向京城连续发电，力陈利害。奈何朝廷钧旨已下，难以收回，盛宣怀甚至还惦记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以及各地分会合并到“大清帝国红十字会”麾下。沈敦和坚决反对，因为这些善款都是民间筹集，中西皆有，这些钱怎么收归国有？再者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由中 、英 、法 、德 、美五国倡议而成，故名“万国”，是个具有国际属性的组织，要怎么说服董事们听命于陆军部？
说着说着，这事就僵住了。
要说盛宣怀觊觎红会权力，实在是有点冤，这点小银钱他可看不上。盛、吕、吴等人的初衷确实是发自公心，觉得红十字会甚有可为。只不过他们的思路是官办，设立一个机构把事务管起来。这和沈敦和“官倡民办”的理念南辕北辙。
两个红会，一南一北。北边的有名分，但一没分会，二没善款，三没人搭理，只是个空架子；南边有人有钱，有成熟的组织架构，但就是没名分。
好在盛宣怀和沈敦和还都没打算撕破脸，双方暧昧着互相打着太极，慢慢居然磨合出了一种默契。南边推行慈善事业若遇地方官民刁难，往往会抬出北边的官办牌子当虎皮；而北边需要跟朝廷表功，也会把南边的事迹拿来吹嘘一番。两边谁也不承认对方，也不否认，彼此相安无事。
结果在那两年，中国红十字会变成了一只薛定谔的猫，处于“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 ”与“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两种状态的叠加。只有具体到某件实际的事务上，红会才会坍缩成某一种形态。
举个例子吧。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万国红十字会还有点余款没花完。沈敦和打算买一块地，用于建设医院，培养医学人才。不过医院不同别的设施，若无官方首肯配合，断难推行。这个倡议，沈敦和便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的名义递交给朝廷，在盛宣怀、吕海寰的推动下，历时三年，终得批准。
紧接着，沈敦和在上海徐家汇购入11亩土地，建起一座红十字会总医院。整个项目，都是用的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的钱，管理人员也由该会人员担任。
1910年 4月, 医院竣工落成。按当时记者描述：“总医院设解剖房 、爱克司电光房、配药房、储药房 、发药房、化学房、病房、议事厅 、殡殓所等, “一切特别房间 、仪器、无不齐备 ”，“并延聘著名西医柯师 、峨利生、亨司德和王培元四人担任医院内外各科医师与学堂教员。” 在协和医院建成之前，这是中国最好的医院。
这座医院，就是如今的华山医院。当时修起的西式小楼，至今仍在，已变成了院史馆。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种薛定谔的状态，其实并不能维持很久。假以时日，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 ”会慢慢被“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吞掉，合二为一。
可谁也想到，大清那么快就完了。
红十字会总会医院落成的次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沈敦和抓紧这个时机，在同月24日召集中外七百多人，在工部局议事厅召开一次特别大会。
沈敦和在会上宣布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武昌战事激烈，决定派遣三个医队前往救援，“不分革军、官军 ”,凡伤病者一体救治。”
第二件事是：因应新的形势，“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将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并建起管理机构”万国董事会”，推举沈敦和与英人苏玛利为总董，下分若干董事，华洋皆有。
别小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这么一个看似古怪的称呼，这是沈敦和暗藏机心之处。其时中国贫弱，单靠本国力量不足以支撑慈善事业，所以要采用华洋董事制，吸纳在华外人资源，争取更多国际支持。但在万国董事会前头，冠以“中国红十字会”之名，则表明了立场——这是属于中国的红十字会，地位独立，一切外资只是援助暂借，并无统属之权。
之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性质上是五国合办，各国都说得上话。这一次改组，奠定了中国红会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
沈敦和发起这次改组的时机十分巧妙。武昌起义之后，全国遍地开花，清廷焦头烂额。皇上也罢，盛宣怀也罢，都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一个慈善组织独走，只好let it go。而沈敦和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援助武昌，等于向全国宣布正统地位，敲钉转角，再不给北边留下暧昧空间。红十字会的薛定谔状态，就此坍缩。
当然，沈敦和这个手段也不是没惹来非议。很多人认为你一不请示朝廷，二不与北会会长盛宣怀沟通，自作主张，形同篡权。比如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里有一位女中豪杰，名叫张竹君，日俄战争时期就敢独闯关东，极有胆识，她的生平可以单拉出来做一篇大文章。张竹君就看不惯沈敦和这个夺权的作法，嘲讽说“今又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 ”。
顺便一说，张竹君可不是键盘侠。她骂归骂，骂完了一捋袖子，带着救护队直奔武昌而去。她的救护队里隐藏着四个人，一并送抵前线给革命党支援。一个叫黄兴，一个叫徐宗汉，是黄兴的太太，还有一个叫宋教仁。第四位叫李书城，名头不如前三位大，但后来中共一大是在他家里开的。
闲话少提。
南边这么一坍缩，北边立刻坐蜡。面对红会独走，清廷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就是在11月13日下旨让吕海寰接替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职。
注意了，这里的措辞是中国红十字会，不是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可见上头还是想占占便宜，你在南边改组，我就等你改组后空降个头头过去。
要说吕海寰，也是清末的一位奇人。他年轻时的八卦很多，比如身患气厥之症，八岁才开始识字开蒙，但一读下去便无人能及，十二岁即过府试。后来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时候，他不知听谁说考场提供餐食，只带了纸笔进去，结果连续饿了三天……
吕海寰是以举人捐官踏入仕途，可他头脑精明，擅长交涉，以善办外交、商务而著称，也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算得上是晚清能员之一。清廷遴选他作为红十字会会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只可惜他碰到的是沈敦和。
沈敦和听说新的对手出现了，便有了新的计较。他主动联络了日本赤十字社的专家有贺长雄，请教日本红会章程以及管理经验，并拜托其向国际红十字会总会发起请求，希望成为正式成员。
前面说了，国际红十字总会的会员，一是一国只有一会；二是有本国政府背书；三是本国政府得加入日内瓦公约。
第三个条件已经满足，清政府在1906年加入该公约。至于第二个条件和第一个条件，沈敦和把吕海寰就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文书一亮，全解决了。你瞧，文书上不是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也不是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而是中国红十字会，除此一家，别无分号，还盖着大印呢，官方妥妥承认的。
清廷本来想占占口头便宜，没想到被沈敦和反手给利用了。吕海寰对此倒也不甚介怀，反而在朝廷为之周旋。毕竟他才是正经会长，能够顺利入国际红会，于他也面上有光。
吕海寰这么大度，也实属无奈。武昌战事一起，清廷责令他这个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也搞点动作，可吕海寰要人没人，要物资没物资，堂堂会长手里，连个会员名录都没有，谈何劝募？到头来，还是求到沈敦和头上。
内无吕会长掣肘，外有日本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的大力引荐，中国红十字会终于赶在 1912年 1月12日成为国际红十字会正式会员。
沈敦和时间算得可真是准。倘若再晚一个月，就是2月12日，宣统逊位诏书发布，大清真的完了。到时候红会再想找政府背书，那就麻烦了，是找北边的袁大帅，还是找南边的孙先生？等弄清楚谁是真正的中国政府，黄花菜都凉了。
从红十字会的视角来看，大清一直坚持到为它背书成功之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真是发挥余热到了最后一刻……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功勋卓著，先后救治双方伤兵一万多人，影响力大增。沈敦和趁热打铁，向副总统黎元洪提出立案申请，希望尽快得到新政府的承认。
黎元洪为此特意给孙中山致电，表彰红十字会的功勋。孙中山也力表赞同，说“该会热心毅力，诚无可表德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 袁世凯亦表达了善意。
三个巨头达成了共识，可是，要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有一个问题实在绕不开。
到底吕海寰算会长，还是沈敦和算会长？
一个有名分，一个有实权，偏独哪一方都不合适。
有人认为，大清虽亡，中国红十字会还在，法理上应该还是吕为会长；也有人认为，吕的会长是清廷任命的。大清亡了，这个任命自动作废。比如在上海，普遍都承认沈敦和是正统，目无吕海寰。《申报》只要一提红会，必称“会长沈敦和与苏玛利”云云。而京城那边的报纸，则多称吕会长如何如何。
得，一个京会，一个沪会，又变回薛定谔的猫了。
本来这个争端，可以慢慢商议着来。可偏偏赶上一件大事：第九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即将在5月7日到17日在华盛顿召开，中国作为新晋会员，是无论如何要出席的。
这份通知，中国外交部一直到3月份才转交红十字会。路途遥远，从国内派人显然来不及了，只能委派在美华人出席。
京、沪两会闻听这个消息，全都激动起来，各显神通。沪会这边，沈敦和亲自致电第九届红十字大会会长，历数中国红会从日俄战争开始的各项功绩，委派留美学生监督黄鼎出席。京会那边不甘示弱，吕海寰凭着靠近首都的优势，请动了驻美参赞容揆出席。两边针锋相对，冲突一触即发。
沈敦和觉得这么闹起来，简直要丢人丢到美国去了，便给吕海寰拍了封电报，劝说道：“目下西董将次告退，拟举公为总裁，和仍处总董地位。大局定后， 京、沪两会本须合并也”。
面对沈敦和这个条件，吕海寰并不满意。这是空头支票，什么日后选我做总裁，万一日后你不选呢？他毫不客气地回复说咱们各派各的，并行不悖——对了，我除了找容揆之外，还找了福开森做代表哦。”
福开森是加拿大人，著名慈善活动家和教育家，曾担任汇文书院（今金陵大学）校长、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校长，在中国极有影响力。有福开森助力京会，沈敦和真的要弗开心了……
吕海寰还嫌不够刺激，又特意加了一句：“已嘱其将尊处办事情形暨张竹君女士等各处办法，并南北各支会进行事宜详细报告，以示联络而资研究 。”——你不是嫌张竹君烦吗？我就把你和她等同看待，一并研究研究再说吧。
两边吵来吵去，同时请外交部主持公道。外交部也算不明白这笔糊涂账，索性和了个稀泥，两边代表都发了照会，都承认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请美方外交部予以接待。
美国人：？？？？？？
会长阿铎尔面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难题，大为抓头。他已经收到了黄鼎代沈敦和转发的报告，可这会儿又冒出来一个吕海寰的代表，两边都有中国政府承认的文书，这可如何是好？
最后还是吕海寰有门路，找到了驻美公使张荫棠支持。张荫棠也罢，容揆也罢，在前清时代都是吕海寰的同僚，关系比沈敦和亲密得多，支持哪边自然不用多说。
吕海寰的策略是，对于沈敦和报告不发表任何评论，另外准备一封信函，声明会长吕海寰与北京红会的正统地位，提交给阿铎尔。在这封声明的落款处，由张荫棠、容揆、黄鼎、福开森 “会同署名”。
黄鼎虽是沈敦和委派的代表，但他就是个留美学生，哪里顶得住公使和参赞的压力，只能被迫署名。
吕海寰还特别贴心地表示，沈君的信函，不是经正式渠道给阿铎尔，阿铎尔不必做正式回复，“留中不发”便是。本国争端，不要闹到大会上，以伤万国团结之本意。阿铎尔从谏如流，把沈敦和的报告搁置。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这一次坍缩到了京会这边。
作为补偿，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仍由黄鼎宣读。“到会者极众。黄君于英文造诣精深，诵时音声清亮，会众闻之，极深赞 叹。其时本会医员办事照片暨上海沪会照片册，均已悬挂会堂，以资会员 观览，见者莫不欢爱，为他国代表索去者甚多”。应该说，中国红十字会的首度亮相，还是颇为成功的，只可惜了沈敦和，远隔重洋，只能徒叹奈何。
国际大会结束之后，吕海寰在中国红会的地位彻底坐实。在随后于9月30日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会员大会上，正式确立了章程体制：公举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正、副总裁。吕海寰为正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会长。
换句话说，名头吕占，实权沈握。这是双方最终达成的默契。
一个月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又召开了统一大会。对外要把全国各类慈善组织收编重组，对内则要捋清双首长体制，进入正轨。吕海寰闻弦声而知雅意，索性称病不去，由秘书长代念讲话。接下来沈敦和则以副会长的身份，主持了整个大会。
这次统一大会对红十字会发展极有意义，它以一个月前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为基础，拟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 ，规定了总会与分会的关系。在这之前，各地红会很多，叫什么的都有，大家各行其是。在这个章程颁布之后，中国明确只有一个红十字总会，各地分会要向总会申请，才能拥有合法身份，同时也要遵照统一的称呼、徽识、组织、培训、会费制度、职责定位等。
自中国红十字会进入正轨之后，吕海寰便虚位在上，反而和沈敦和打起配合来。两人在任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参与了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工作，成绩斐然。吕海寰和沈敦和之间的关系，也颇有点薛定谔的味道。两人亦敌亦友，虽有京沪红会之争，但始终保持克制，时有冲突，时有合作。
1913年，吕海寰已经71岁，深感力不从心，曾向沈敦和写信，流露出辞职之意。沈敦和慰言相劝，不肯接受。不过考虑到健康原因，吕选择了青岛寓居。1914年，日、德在青岛爆发大战。吕海寰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身份，在青岛出面组织红十字分会，救治遭遇兵灾的中国难民。他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募款。待战事结束之后，他再度请辞，可到底还是被慰留，随移居天津，专注于天津红十字会的建设工作。
1919年，美国红十字会跑来中国募捐，请沈敦和接洽，想在上海设立一个分会。而沈敦和认为，你们跑来中国搞募捐可以，但要越过中国红十字会，设立美国在中国的分会，此举于理不通，有伤主权，因此予以解决。
美国红会大为不满，想出一个阴招，秘密派人调查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美国红会与中国红会本是平级，本无监督与审议之权，如此举动，实在骇人听闻。美国红会查了半天，宣布中国各地分会存在着严重问题，比如标识滥用，不谙救护、财务混乱、纪律废弛等问题，而这一切的源头，皆是沈敦和管理不利。
美国红会找到了驻华公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和上海总领事萨门司，一起向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玷污红十字会精神的沈敦和。当时担任总统的是徐世昌，这位曾力表赞同沈敦和建立红十字会的前清大臣，这一次却迫于压力，强迫沈辞去职务，由蔡廷干代替。
沈敦和辞职之后，仍旧忙碌于慈善事业。1920年，上海爆发疫情，沈敦和表示此事“关系沪上安危, 未便以告休退老之身，遽置民命安危于不顾”，不辞辛苦，积劳成疾，于1920年7月9日病逝。距今恰好是一百年。追忆斯人斯事私心，不胜唏嘘。
吕海寰因此大受刺激，决定辞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职务，改任名誉会长。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七年之后，吕海寰病逝于天津，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