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见秦》版权归谁所有？
《初见秦》和《存韩》是《韩非子》中具有纵横家特色的两篇文章，在这里韩非客串了一把张仪、公孙衍，苏秦的角色，当然，前提是这两篇文章确实出自韩非之手，如不不是，那么事情另当别论。众所周知，纵横家和法家一样也是战国期间非常耀眼的一个流派，连横和合纵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两大作品，时至今日在国际外交中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纵横家和法家在气质上决然不同，法家都是实干家，走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力就能得到发展，生产关系就能得到改善；而纵横家个个都是空手套白狼的高手，凭借伶牙俐齿就能将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要让法家韩非去客串纵横家的角色确实有点难度，如果排除《初见秦》伪做的影响，但以《存韩》来论，韩非子干得并不太好。毕竟隔行如隔山，法家思想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外交领域完全行不通。还是从《初见秦》谈起吧。
《初见秦》排在了《韩非子》的第一篇，但也是历来受到怀疑最多的一篇。许多专家依据史实对真正作者进行了考证，结果言人人殊。有人认为作者是张仪，有人认为作者是蔡泽，有人认为作者是韩非，郭沫若在这些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作者是吕不韦，并进一步指出。《初见秦》本应该是《吕氏春秋》中的一篇或者附录，后来抄录《韩非子》的人不小心把它混进了《韩非子》当中。
一篇文章搞出这么多个作者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甚至都是潮流。那时书籍种类非常少，读书圈也很小，书籍的传播基本靠手抄，人们没有版权意识，那些草根思想家们一旦有了研究成果，他们像我们一样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甚至传之后世。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现代人并不困难，可以找个出版社，不管是版税还是自费先出它个几千册，如果真是好东西，就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很快就会流行开来，作者就实现了立言的目的。可是古代写手可能就没有这么幸福了，由于图书传播效率极低，很可能在取得普遍认可之前就失传。古代写手不比我们现在傻，他们也懂得包装自己，方法就是在自己的文章上署上某某名家的名字。别人一看是某某大家的名字，好啊，不能错过，马上copy，就这样不出名的写手借助名家的姓名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这样的立言方式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文章的质量不能太差，太差就会被人看不来，无法达到目的。第二，文章的内容必须与名人的精神风貌一样，否则也会被人看出来，不过好在也有形形色色的名家可供选择。第三，必须忍受传自己的言出别人的名的尴尬。这样的书在春秋战国颇多，据说，《管子》，《鬼谷子》通篇伪作，《韩非子》中也掺了不少水份，而将要讨论的这篇《初见秦》则是水份最大的一篇。如果说别的篇目还能勉强算作真品，那么《初见秦》这篇无论如何都漏洞百出。本来我怀着一颗宽大的心不想将《初见秦》从《韩非子》中毙掉，可是如果不毙掉，我就得毙掉我自己，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它在这里存在的原因。我想韩非本人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做的。
如果文章作者是韩非，那么这是韩非来到秦国第一次给秦王的书信。类似这样的书在战国年间非常普遍，纵横家游说各国君主的说辞基本都是这个套路。一开篇，先是表一表自己的忠心，进而就是一个SWOT分析：举出长处，列出短处，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诸如此类。纵横家混饭吃不容易，当然是吃谁向谁，看准了饭东便给人家出主意想办法，能用就留下，不能用就换下一家。纵横家是无根的，何去何从取决于用于不用，既可以帮助矛扎穿盾，也可以帮助盾阻挡矛。
《初见秦》是一篇为秦国谋利益的文章。疑问于是产生，众所周知，韩非是韩国的王室成员，对韩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点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像纵横家一样有奶便是娘。韩非在受韩王冷落的时候依然不忘为国出力，屡次上书献言献策、痛陈时弊，希望能点醒昏庸的韩王安。这样的一名好同志，怎么会跑到秦国向秦王建言怎样多快好省地消灭包括韩国在内的六国呢？《初见秦》随后就是《存韩》，两篇文章意思上正好相反。职业纵横家倒是经常在张三面前说李四坏话，然后转身在李四面前说张三坏话。可是韩非不行啊，他是一个相当有根的人。退一步讲，如果《初见秦》只是韩非为了取得秦王信任所说的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结果会怎样。结果会很惨！韩非当然希望秦王采用他的建议，将文字变成行动。如果成功，韩国将面临劫难，这是韩非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失败，韩非将失去秦王的信任，这也是韩非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从出身和思想上看，《初见秦》都不太可能出自韩非的手笔。
要弄明白《初见秦》的作者，首先得清楚写作背景和呈现对象。
“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这句话是说天下将要再次联合起来与秦国为难，作者一口气列出五个参与的国家。东方六国中唯一没有提到的仅有赵国。作者为什么没有提到赵国呢？要知道，战国后期，赵国一直是秦国的头号死党，每次合纵抗秦活动，赵国都是最主要的参与者，没有一次缺席。没有提赵国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赵国是这次联合抗秦活动的带头大哥。战国后期，有能力、有资格组织抗秦活动的东方诸侯中非赵国莫属。“天下阴燕阳魏”中“阴”与“阳”一般是方位词，阴指北方，阳指南方。燕在北方，魏在南方不错。郭沫若质疑道：楚国更在南方，要论阴阳，应该是“天下阴燕阳荆”，所以只能有一种可能，阴与阳是针对某个诸侯国而言。面是燕国，南面是魏国的诸侯只能是赵国。这更加确定“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是针对赵国而言。因此这篇文章是针对某种突如其来的国际形势而写的，准确地说就是赵国在牵头搞合纵运动。文章作者抓住这里机会，向秦王提出解决方案以求获得进身之阶。
紧接着作者拍起了秦国的马屁，称赞秦国兵精粮足，法令严明，士民尚武，然后又指出秦国目前面临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的窘境，总的来说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意思。战国后期山东六国搞过两次合纵，而秦国出现“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局面只有唯一的一次，即：长平之战后，秦军在邯郸城下被诸侯联军打了个防守反击的那次。当时秦军久钝邯郸城下三年之久，国力消耗极大，名将白起死于内部政治倾轧，范雎面对时局也束手无策，他推荐的王稽、郑安平相继成为敌人的俘虏。韩非入秦时，秦国已经对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何时统一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
再接下来，作者历数了最近几十年来，秦国战争政策上的数次失误，分别是公元前279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楚的战争，秦军屡次围攻魏国首都大梁的战争。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赵国首都邯郸的战争。在这一系列战争中，作者批评秦国都没有做到斩草除根，结果给这些诸侯留下了喘息的机会。作者的观点是否正确，先暂且不论，但有句话一下子暴露了时代背景以及本文呈阅的对象。
“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
这分明说的是长平之战后，秦国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在范雎的建议下与赵国缔结和约的事情，而那时的秦王是秦昭王。作者见秦王的时间应该在从长平之战到秦昭王死之前的这一段，即公元前257年到公元前251年。
那么《初见秦》的作者到底是谁？张仪一说明显站不住脚。张仪死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前３０９年，而文中所言之事多发生在张仪死后。
范雎一说明显前进了一步。在《范雎列传》中范雎初见秦王的开篇词于《初见秦》的开篇词非常相似。可是这一说依然站不住脚。文章开头那几句是当时纵横之士打开话题的套话，大家你传我，我传你，都这么说，并不为某人独有。最主要的是，长平之战后，劝说秦昭王退兵的正是范雎，范雎怎么会在文章中批评自己的失策呢？这不是自己掌自己的嘴巴。范雎初见秦王的时候，长平之战还没有发生呢。
所以又有人提出了蔡泽，这又是一个进步。从时间上看，蔡泽见秦王的时候是在公元前255年，秦国面临的局面与文中基本相符，但这里的疑问是：据《蔡泽列传》记载，蔡泽是先说服范雎放弃相位之后，在范雎的引见下见到了秦王。论理范雎对蔡泽不但有引荐之恩，而且有让位之恩。恩重如山，蔡泽当心怀感激才对，怎么能一见到秦王就对范雎落水下石，批评起范雎的不是来？可是事情并不总是安常理进行，尤其是历史人物。从蔡泽的为人来看，干点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可能。更可能的是蔡泽根本不认为范雎有恩与他。从《蔡泽列传》中蔡泽与范雎的长谈中不难看出蔡泽在有意地刺激范雎的痛处，如果蔡泽认为是他的高明手段而不是范雎的爱才之心给他带来了相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比之于继承人是谁，范雎更关心自己的晚年幸福。蔡泽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解不凡说点范雎的不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初见秦》的作者是不是蔡泽并不好说，这里只能存疑。
郭沫若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吕不韦。考察吕不韦的生平，他曾经两次进入秦国，第一次是大约公元前259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这一年吕不韦来咸阳的目的是为了帮异人走动关系，结果成功地在异人与当朝华阳太后之间建立起关系。吕不韦第二次入秦国是在公元前256年，当时秦军兵临邯郸城下，吕不韦用黄金买通守卫、带着异人逃出邯郸，回到秦军，随后进入秦国，但却将赵姬与赢政留在了赵国。这次入秦颇为惊险。入秦时的国际形势与《初见秦》中描述也相符。但如果就此认定作者是吕不韦，也有点勉强，毕竟这纯粹是推理，史料上没有确切的记载。再说吕不韦有异人做他的前途保证，还用的着费劲去向秦昭王谈什么平天下的方针策略么?
纵观这些史学大家的推理，无论他们的结论是谁，一开始都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并不十分合理的前提：写《初见秦》的人一定是个大人物。他们随后将可能的大人物挨个考究，各个排除。我的问题是，难道只有大人物才能写出《初见秦》这样的作品吗？未必啊．为什么不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秦昭王写了一封自荐的信，后来没有得到重用，以一个小人物走完自己的一生，可是他为了能让那封信流传下来，便别有用心地塞进了韩非的文集，再经后人以讹传讹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当然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想法正确，就像别人也无法证明我的想法错误一样。猜测，一切都是猜测。
《初见秦》的作者到底也没有正确答案，但肯定不是韩非，至于究竟是谁，这里只能存疑。期待有一天新一代的历史天才或者新出土的文物去揭开这个谜底。
抛开版权归属问题不论，我们来看《初见秦》的作者试图用怎样的道理打动秦王，这些道理是不是能够站住脚。
作者接连三次批评秦国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结果给敌人留下了喘息的机会，增加了以后统一工作的困难。作者认为秦国的谋臣应该为此负责。其实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于秦国三次没有继续深入的原因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分而论之。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几乎是斗争的常识，普通人都知道，何况那些身居秦国庙堂之高的大臣。可问题是：秦国能做到吗？
首先我们来看秦国攻打楚国的战役。不错，名将白起出手自然不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率领数万之众，连续三次重创楚国军队，在楚国的核心统治区域横行无忌，开拓土地600余里，烧毁了楚国的祖庙。楚国受此打击，把首都搬到了陈，后来又搬到了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土地面积就是大，能够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时候秦军乘胜追击是不明智的。其一，路途遥远导致战线太长；其二，秦国还有其他敌人需要对付，派出的军队不可能太多；在后方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劳师袭远，其他诸侯就有可趁之机。楚国的土地太过宽广，加之水网罗布，不适合大军团打运动战，白起的优势无法发挥。最恰当的打法是在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的以多取胜，要知道后来王翦带去的军队可是60万。所以说，秦国在占领楚国大片土地之后适时而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再说，秦军屡次释魏而还。这也不是秦国不想拿下，是实在拿不下啊。魏国大梁占据天下要冲，是诸侯的心腹，战略价值极大，秦国早就看红了眼，数次憋足了劲想攻下，但坚固的大梁城屡次让秦军铩羽而归。这得感谢魏惠王，他虽然没有将魏国霸主地位传给后世，却留下了一座坚城。城池的坚固是一方面，六国的相互救援也让秦国投鼠忌器。每次攻魏，秦军都不敢做太长的停留，不能迅速攻下，就得转身而退，不然诸侯联军可能断掉秦军归路。不顾一切地攻魏反倒是教条的做法。事实上，秦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能灵活的变换策略。
唯一值得一批的恐怕就是长平之战后秦军的松懈了。这一次秦国的做法没有体现出专业水平，主要是由于专业人才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范雎嫉妒白起的功劳，担心白起爬到他的头上，便劝说秦昭王接受了赵国的求和。长平之战后秦国疲惫而赵国更加疲惫，秦昭王凭常识判断疲惫的秦军不适合作战，素不知疲惫的秦军仍然能打败更加疲惫的赵军，这一点精于敌我力量分析的白起有深刻的洞见。和谈之后，赵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成为秦军最大的麻烦。就这一次，秦国能做到，但却没有去做。
《初见秦》是一篇除韩非之外的不明人士写的一篇不甚高明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