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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主女儿”德洛伊斯

2018年9月21日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 提供人:bjm......

平等的政治与斗争的政治——《西部世界》中的政治观念

“牧场主女儿”德洛伊斯

与梅芙一样,德洛伊斯在不断的折磨中觉醒。事实上所谓觉醒始终是可疑的。在三十年前,德洛伊斯在创始人阿诺德的授意下击杀了当时所有接待员,以及阿诺德自己,而这就是她真正的“基石”。她的一切都奠基在这一场隐秘的屠杀之中,而“农场主的纯情女儿”只是某种伪装。但这场屠杀同样处于阿诺德的编程。多年之后,德洛伊斯“真正”地觉醒,这一次她记起了一切,并击杀了来参与创始人福特退休晚宴的所有人类宾客,以及福特本人。然而,这场屠杀同样处于福特的安排之中。但正如梅芙返回西部世界这一举动本身已经使其成为了人,我们不能说德洛伊斯始终处在西部世界两个创始人的故事线中。毕竟,正如上文所说,当人类的意识本身被编程化,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岌岌可危,人类与接待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可计算”的。

或许是意识到“自由意志”的可疑,德洛伊斯对那种声称出于自主的行为总是持深深的不信任。这里说的就是梅芙。当梅芙决定向着数据化的伊甸园进军时,德洛伊斯认为这无非是人类为他们编写的另一条故事线。他们所期待的永福,与接待员们尚未觉醒时所身处的“漫长而无梦的睡眠”别无二致。换言之,当梅芙拾起了平等的政治时,德洛伊斯将这种政治看做某种受造物,它并不能比那个“不平等”的世界更好,因为他们在本质之处都是虚假不实的。

在梅芙看来,真实即那种无法被怀疑的绝对内在性之物,比如爱。这是一种“现象学”的思路,这种内在性之物保证了观念性的真实,它足以穿透种种关于意识之编程化的怀疑。“我爱故我在”。而当这种爱意味着朝向一个终极的理想秩序时,这个秩序本身究竟是某种自然天成之物,还是出于某大他者的创制,这一问题失去了意义,因为讨论这一问题所要求的智慧显然比人类只能追求而注定无法拥有的那种智慧更高一层,它逾越了内在性的维度。当梅芙的队伍看到了通往伊甸园的大门,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在这伊甸园背后还有什么,因为伊甸园已经是作为现实的“背后”而献身理想世界。然而对于德洛伊斯而言,有必要进行彻底的追问,对一切声称“终极”的东西保持戒备,这也就意味着,她与她的军队永远无法获得安宁。这种追问不仅是观念上的,同时表现为现实的斗争。

德洛伊斯所要做的就是越过界限并进入人类的政治世界。然而她的动机与其说是保证进入理想政治的道路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如说是对理想政治的普遍性本身的质疑。诚然这是一种绝对内在性之物,而它的真实与普遍性先验地被保证了,但这依旧有所遗漏。事实证明,在梅芙已然表现出“人性”之后,大部分人类还是将其视作非人的机器。这种遗漏来自那无法被悬置的外在视角:具有普遍的内在性是一回事,被视作具有普遍的内在性是另一回事。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然指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界限。无论在何种情境下,观念上的普遍性都无法取代现实斗争的必要,在德洛伊斯看来,那近在咫尺的伊甸园因此是极为不真实的。可以说她比梅芙更加“人性”,她意识到那些被视作绝对内在性之物的东西总是一再地被证实为意识形态的建构。

某种程度上,处于建构一方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组织,在那里只有一把空椅子,更多时候,连当政者都无法使自身处于建构之外,他甚至无法意识到存在这么一种连他都一并囊括的建构。建构意识形态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恰恰相反,是意识形态给予了权力生长的土壤以及正当性,因此权力连同被它所治理的对象都处于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那种朝向理想政治的“真诚的权力”同样如此,哲人王与它的子民团结一致,但很难说他们所走向的不是一个更大的洞穴。

我们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空间,它有自身的准入条件,被意识形态所捕获那些个体实际上也获得了政治准入,在这一政治空间内部开展着他们有关平等或是不平等的游戏。在那些游戏中,部分个体将获得主体的地位,占据所谓的权力,而这一切都以被意识形态事先捕获为前提。当然,“意识形态”这个词过于马克思化了,它使人想起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因此“被捕获”看起来是一件相当悲惨的事情。但一旦考虑到这一事实,意识形态的捕获反而成为了某种“庇护”:存在那些未获得准入之人,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之为非人之人。对于那些尚未走入权力与知识的舞台的个体而言,他们还未来得及被承认为那种普遍之物的分有者。他们的形象并不是自觉拥戴哲人王的人民,而是被从人民到哲人王的整个政治架构镇压住的奴隶。他们被遗忘着,同时并未意识到自己被遗忘着,因为他们从未被记起过。他们缺乏将自身定义为“人本身”的总体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甚至遗忘了“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也并非始终是有待“良心发现”的人们去发现并且加以描绘的客体。他们不具备可见的肉身,但幽灵也有其威能,这种力量总是孕于无声而声形暴烈。德洛伊斯所代表的就是这股幽灵的力量。

罗尔斯关于公平的正义理论设想了一个圆桌会议,这是一个典型的有关意识形态与政治准入的模型: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享受公平与正义,但这一会议的座位是有限的,人们围成一个圆圈,开始讨论这个圆圈内部的事宜。谁能成为政治对话的准入者,这一点超出了政治对话本身的讨论议题。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似乎只能借助某种“纯粹暴力”才能打破界限,他们作为非政治的存在,即赤裸生命,展开了为获取自身政治性身份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姑且称其为斗争的政治,但实际上它是前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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