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标准先锋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类英雄主要是量化产品质量、推动质量标准执行的人。
20世纪以来，我们在产品质量的测度和分级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使得产品标准化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哈维·华盛顿·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立中略窥这一进步。我们的主人公威利是一位化学家，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新化学主要从德国起源，而威利曾经在德国帝国食品实验室4工作过，新化学技术能够检测食品和药品的具体成分，因此可以检查出来错误的成分标注。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宪法规定的“确定度量衡的标准”这一职责由财政部下属部门承担，但随后在1901年，这一职责被转至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标准局。在很短时间内，该机构就被用于测试美国联邦政府范围内的采购质量。据说该机构能够从3亿美元政府采购中节省下1亿美元，而这个部门的预算仅仅为200万美元。5
1927年，我们的两位英雄——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和弗雷德里克·施林克（Frederick Schlink）——写了一本畅销书：《金钱的价值》（Your Money’s Worth）。（我们在之后讨论罗斯福新政时还会提到蔡斯的贡献。）6他们不仅仅讨论了国家机构的作用，还说明了标准化、分级以及许多不同行业的许可制度的贡献——这是由众多政府部门、私人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的努力所共同实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的重要性被人们忽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无名英雄的作为。有两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小麦的分级以及电器认证。
在经济学教科书和文章中，小麦是典型的简单商品，买卖都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小麦比书中的要复杂得多，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品种，有许多不同的等级，还有许多可能存在的缺陷。有一个系统是专门为小麦进行分级和打分的，因此小麦才可以比较容易地作为一种商品被整车整车运走卖掉。美国农业部下属的谷物检验、批发及畜牧场管理局（GIPSA）制定了小麦的官方分级标准： 8种不同的基本分类（比如杜伦麦、硬红春麦等）；按照从1~5进行打分（根据每蒲式耳小麦的重量，损伤粒、异物或者其他类型小麦的夹杂情况，动物排泄物、蓖麻籽、猪屎豆种子、玻璃、石子、其他异物混杂情况，以及虫害损伤的颗粒数量）；还可以根据其他条件进一步分级评分（比如包含麦角、大蒜、患病颗粒情况以及小麦是否受到不当的病虫害防治等）。7
由GIPSA授权的企业会检查全美的谷物种植情况，大约一半的谷物都会接受检查。8但是，此外的一些监督措施也很常见。9谷仓通常也会自己进行检验，或者外包给他人检验。与谷物检验、收费和存储条件相关的粮食仓储法律也为小麦质量增加了一份保障：谷仓在获得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颁发的执照之后，就有义务严格遵守各项相关的限制规定。10基于以上种种措施，小麦变得易于交易，买家也很清楚他们购买的是什么等级的小麦。
电器市场则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标准制定模式。在美国，如照明电器、灭火器等家用电器，通常由美国安全监测实验室（UL）进行检测。这家实验室成立于1894年，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其所颁发的圆圈内标有字母“UL”的认证标识出现在众多美国电器上。电器制造商们需要支付费用来让实验室对它们的电器产品进行监测并最终颁发认证。11与此相对应，美国的电气设备则通常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设置标准，它的前身（名字有所更改）是在1918年经由5家不同的管理协会（包括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以及3个美国政府部门（陆军部、海军部和商务部）共同创办的。12这些标准不仅确保了产品安全，同时也促进了产品的标准化。想想在各个国家运用标准化的电源插座和连接线、标准化的汽车轮胎尺寸，乃至标准化的铁轨和列车挂钩，该多实用。
在《金钱的价值》一书中，蔡斯和施林克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倡导应该制定产品质量标准。他们主张消费者应当拥有与政府采购同样的产品评价体系，后者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几年内，他们组建了一个机构来推行这一主张。13在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比如工会员工反抗并接手，这家企业演变成了今天的美国消费者联盟，每年出版《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14这份报告发行量大约为730万份，并且对冰箱、汽车、空调乃至电脑游戏等几乎一切产品都做出评估。15这种评估不仅仅对消费者有利——他们可以直接从报告中了解产品情况，而且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利，因为厂商需要彼此竞争才能获得好评。消费者联盟可能是最出名的消费者维权组织，但是它也仅仅是众多组织中的一员。美国消费者协会也是一家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帮助的组织，它拥有超过250家会员机构，会员轮流参与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调研、教育、帮助和服务活动。16然而，这个数字可能只是整个消费者维权活动的一小部分。看起来，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处获得很大的帮助。
消费者行动也有其另一面，超越了产品标准/分级/评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价值与产品安全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副产品，它涉及一个更深层的承诺——人们的消费是公民行为，因而要担负道德义务。在美国，这一类基于公民或公民社会的行动可以追溯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殖民地居民禁止进口英国商品的时代（比如茶党最广为称颂的波士顿倾茶事件）。19世纪，在美国内战打响之前，废奴主义者也采取了类似的联合抵制奴隶生产的产品的行动。17在近现代，一个有关道德承诺的很好例子就是美国消费者联合会，它于1899年由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创建。
凯利是美国伟大女性之一，她坚强的个性与社会公德心直接推动了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的宗旨制定与操作运营。凯利曾在苏黎世大学进修，在她33岁那年，被任命为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席工厂检察员，在那个年代，一位女性能获得这一职位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一位信仰贵格会[2]、支持废奴的共和党议员的女儿，凯利选择住在芝加哥的简·亚当斯安置房，与众多穷苦大众生活在一起。18她所组建的消费者联合会的观点是，消费者其实是生产我们所购买商品的工厂的工人的间接雇主，因此，就像那些直接雇主，也就是工厂主一样，消费者也同样有关怀工人福利的道德义务。正如凯利曾经在伊利诺伊州所做的那样，消费者联合会会检查工厂的作业条件，并给那些通过检查的产品贴上白标签。19此外，这个标签也为产品安全性提供了保障。因此，购买白标签产品其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解决了消费者对公民社会的道德承诺；另一方面，保障了消费者的家庭安全。
在第六章中，我们看到了工人作业条件与产品安全问题之间这种共生关系的又一例证。回想一下，厄普顿·辛克莱曾在《屠场》一书中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恶劣生产条件，但是更加让公众震惊的是书中对食品生产情况的描述。直到今天，“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购物”运动仍然是消费者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想想我们那些购买丰田普锐斯的朋友、只买散养的家禽和家畜肉的消费者，以及抗议血汗工厂学生联合会[3]这样的组织。直到2015年，美国消费者联合会依然存在并且运转良好，它继承了凯利的意志，不断为消费者事业奋斗，例如目前正专注于美国南部烟叶生产中雇用童工以及滥用尼古丁。20
